剛剛懷孕5個多月的小邢老師決定離開上海，回老家生孩子🈹。她原本在上海的一家民辦農民工子弟學校教書🛡，幹了將近5年。這5年，她的薪水從每月1000多元漲到了每月4000多元🤹🏽♂️，教學水平也逐年提高👱🏿♀️。
“不想讓孩子以後待在上海念農民工子弟學校。”邢老師離開上海，除了因為工資偏低、生活成本偏高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孩子未來的教育問題🥕，“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學質量不行💁🏼♀️，好的公辦學校他們又進不去🕥，農民工子女進得多的公辦學校教學質量又不好”。
邢老師說，與其讓孩子在上海接受“略差一等”的教育，倒不如回老家上好學校。
記者了解到🫥，上海的一些民辦農民工子弟學校如今能獲得每生每年5000元（5000元的一部分由市財政出🐝，一部分由所在區財政出㊙️，記者註）的政府補貼👨👦👦，但教學質量提高緩慢🗃。令人嗟嘆的教學水準，使得一些學校陷入“教學越差，越招不到好學生”的窘境🟨。
硬件條件堪比公辦學校
2014年寒假後開學第一天🍌，上海奉賢區民辦曙光小學校長韓國猛正在為如何提高學校教學質量動腦筋👩🦳，“每星期都要派一名老師去參加區裏的交流培訓課🎳，要想辦法鼓勵老師之間多交流學習，要多請公辦校的老師來講課。”
韓國猛說👎🏽，最近兩年，隨著政府補貼力度的加大，教師流動率稍小了些🦸🏿，但如今擋在農民工子弟學校與公辦學校均等發展問題前頭最大的坎依然是“教學質量”💇🏽♀️。
從上海市2008年啟動“上海模式”🙂↔️，通過按學生人數補貼的方式🦣，將民辦農民工子弟學校統一管理起來至今，韓國猛經歷了這項補貼從2008年最初的2000元，到2500元、2800元、3000元🤾🏿，再到5000元的連年遞增。
與此同時，曙光小學的教師工資也在逐年上漲，教師流動率在逐年下降。從最初的不到1000元😔，到現在普通教師工資3500元🧏🏽，中層幹部約4000元。這裏共有26名教師，從最開始每門課👨🏻💻、每學期都要換任課老師，到後來一學期離開八九名教師，一學年離開五六名教師，再到現在，教師隊伍基本穩定，一年離開一兩名教師👨🏼🌾。
一個喜人的現象是，這裏的硬件教學設施已堪比公辦小學👩👩👧。去年🦀，曙光小學成為唯一一所申請到教委“校安工程”項目經費的農民工子弟學校，獲得400多萬元的校舍修繕補貼👨🦯➡️。
如今走進校園✥，迎接學生們的是一塊超大的LED電子屏幕，一圈紅白相間的標準塑膠跑道和塑膠操場。所有的墻壁都重新粉刷，校舍的樓板、地面都重新加固，教室裏有凈水器設備🗃，電腦房、綜合實驗室、保健室、圖書室、教師櫥櫃等普通公辦學校的“標配”這裏現在也有。
韓國猛告訴記者，這些全部由“政府埋單”🫗，就連學生的課本、作業本也都是政府免費配齊的，“生均5000元的補貼就用在日常開銷、校舍維修和教師工資上”。
記者算了一筆賬🥸，曙光小學約有520名學生，每年應有260萬元補貼。全校共26名教師，按每人每月稅前收入5000元計算👩✈️，學校每年在教師工資上需支付156萬元。
韓國猛說，現在公辦學校一名普通教師年收入大約八九萬元🐳，如果為每名教師支付約10萬元年薪，學校的財務立馬就會捉襟見肘。但他告訴記者，教師薪水偏低並不是導致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學質量上不去的最根本原因👮♂️，“總體教學水平不高🙅🏻，學生家教素質不高，這些都是問題”👏🏻。
一堂“木訥”的英語課暴露問題根源
對於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學質量，奉賢區公辦肖塘小學副校長丁忠最有發言權。他所在的學校曾連續數年被區教委指派與農民工子弟學校一對一結對共建🦸🏽♀️，他給民辦校的老師講過課🍓⛹🏽♀️，也聽民辦校的老師講過課👈🏼。
“小朋友們跟我讀……再跟我讀……跟我讀……”一堂由民辦校教師上的“木訥”的英語課令丁忠印象深刻。“一堂課35分鐘，反復在念那幾個英語生詞💇，除此就沒招兒了👨🏼🌾。”丁忠說，那個講課的英語老師雖然來自外省市，但英語發音標準，講話也很流利，只是課堂教學方法和手段“奇缺”，“教學方法和手段要靠有經驗的老師帶，靠自己花時間琢磨🍒，他們顯然沒這個條件”💁🏼♂️。
在公辦肖塘小學🟦，同樣一堂英語課⚡️，教師領讀只是一堂課中的一小部分。教師還會嘗試教會學生對個別字詞的發音、拼讀技巧，會把發音相近或同類型的詞匯再拓展出來，還會結合現場情況與學生操練英語對話。
丁忠印象中，農民工子弟學校的老師教學任務繁重，很少有空閑時間靜下來琢磨怎麽上課。此外，有經驗的老教師極度匱乏，新教師只能靠無師自通。
在他看來⏬，農民工子女相對本土學生在家庭教育方面本身就比較薄弱🚯，因此這些學生的課堂學習尤其重要💺，“課上學不好🪜，回家更沒法補習”😊。
去年，肖塘小學與區內一所排名靠前的農民工子弟學校結對，肖塘小學的教案🤴🏼、備課筆記、練習作業、期末考試試卷與這所農民工子弟學校共享。
共享下來，一二年級語文、數學🗡，後者略低四五分、五六分；三四年級語文、數學🤯，後者低了七八分、十分。而在英語方面，農民工子弟學校學生平均考分比肖塘小學低了大約20分。
“年級越高，教得越難，差距越大。”丁忠觀察，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學質量”問題也正在受到教育主管部門的關註。過去一些不對民辦學校開放的教研活動👨🦯👨👩👧👧，如今都能見到民辦學校教師的身影👨🏽🎓。
這一點，得到了民辦曙光小學校長韓國猛的證實🙅🏽。
“我們現在可以到全國各個區級重點的公辦學校聽課🫵🏽、交流，參加骨幹教師培訓。”韓國猛說，現在幾乎每周都有諸如新教師培訓、新班主任培訓🤾🏽🍾、骨幹班主任培訓🥦、一年級語文老師培訓，數學教研組長培訓等各類培訓要求民辦學校派教師參加🦟，“我們人手不夠，但每次至少派一個人去學習”。
為了提高教學質量♦️，曙光小學還聘請了公辦學校退休教師定期來這裏上課。“教學質量上不去🛃，招不到學生🫧，就沒補貼，學校未來就更辦不下去了𓀍。”韓國猛對這一點尤為清醒🪈，“未來肯定會有因為教學質量不行被市場自然淘汰的學校出現”。
各種轉學下的“教學質量”困局
因為學校教學質量不行🤰🏽🧬，安徽來滬務工的小劉和妻子開始琢磨著給孩子轉學。他們的女兒劉霖（化名）原本在上海奉賢的一家民辦農民工子弟學校上小學3年級🤾🏼，學習成績在班裏名列前茅。
“我朋友把孩子弄進一所公辦學校上學了🐮💆🏿♂️，他說那裏的教學水平高很多。他孩子原來在民辦學校班裏排前十，到了公辦校只能算是中等水平。”因為女兒學習成績好，小劉打算好好培養孩子——讓孩子上好學校。
他打聽過了，因為沒有上海戶口，女兒必定要回安徽參加中考再上高中，“我們安徽也有好學校，但你得考得過啊😹！孩子愛學習，不能耽誤了她”。
小劉告訴記者🧏🏽♂️，女兒現在班裏成績較好的孩子家長🙎🏿♂️，只要條件稍好一些，都有給孩子轉學的打算🤘🏽👨🏼🦳。轉學的目標，清一色都是離家近的普通公辦學校，“再差的公辦學校🥨，教學質量恐怕也比民辦的要好一些”。
與此同時，在另一頭，上海本地學生的家長張達（化名）也在為轉學的事情發愁🚒。他的孩子在虹口區一所公辦小學念4年級👨🏽🦱，令他不滿意的是，這所公辦學校招收了將近90%的農民工子女💘。
與奉賢的民辦曙光小學的師資力量相比🅰️，這所學校的情況明顯好了許多🔱，這裏有40名教師照看380余名學生，校舍環境幹凈、整潔。近年來，由於棚戶區改建🤳🏼、拆遷等原因，這裏的生源流動性較大，很多棚戶區住宅被出租給了外來務工人員，他們的孩子大多進入了這所公辦學校就讀。
“總感覺不太對，教學質量肯定下降了🆘。”盡管拿不出教學質量明顯下降的證據，但張達總是從主觀上覺得學校的教學質量不行，“還是想想辦法給孩子轉學算了”🥓。
兩種轉學願望均飽含著家長對學校“教學質量”的極大期許👡，然而，這種“轉學”反而將大家所看重的“教學質量”推入一個惡性循環的困局。在這樣的情況下，試想，當一個公辦學校由90%以上的農民工子女組成，或者將農民工子弟學校完全轉為公辦🔙，農民工子女就能享受到平等🧛🏼♂️、優質的“教學質量”了麽🫄🏻🛋？（新聞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