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日前猛烈抨擊了由教育部組織的高校教育評估,指出這種由行政力量主導的教育評估活動不僅越來越表面化、泡沫化,更嚴重的是,評估所帶來的高校普遍造假“重創了學術誠信”,摧殘了學術道德,摧毀了學校對學生的人格塑造👮🏼♂️。因此,必須立即糾正這種不健康的評估,停止行政主導的評估活動。(詳見昨日《南方周末》)
朱校長的理性批評馬上引起了諸多強烈的反響💮。我個人的感受也很復雜,因為過去幾年中,我自身也經歷過幾次迎接有關政府部門組織的各類教育評估,深知其中一些潛規則以強大的力量左右著各類評估行動。其實,在以往每次評估中都曾經產生過教師🟰、學生和社會上的不同看法和批評,只是朱校長這次的批評對象是掌握著巨大權力和資源的教育部,才讓人們欽佩其“說出真話”的勇氣6️⃣。
但是,如果我們忽視教育部評估行動背後更深刻的製度原因,把矛頭僅僅指向評估及其評估主體本身,可能是不太合理的。作為一個政治學和公共管理學者,我個人更願意指出兩點:其一,在目前的製度背景下,行政主導的教育評估總體上說是失效的;其二,在很長時間來教育市場(不是其前些年搞教育市場化改革所主張的“市場”)極度混亂的情況下,缺少政府的監管只會讓這種混亂摧毀整個中國的教育。顯然,這裏馬上會產生一個目前的政治體製和教育體製所無法解決的困境:沒有政府監管,教育市場更加混亂,而政府實施監管,則教育領域便出現亂上加亂的災難。每一個置身其中在進行冷靜思考的人,都可能產生因這種思考而來的某種人格上、精神上的折磨。
很多批評者尖銳地指出,行政性的教育評估驅使著高校采取敗壞道德的造假行為🈚️🧚♀️。這基本是一個事實,但是,問題的另一面是,高校敗壞道德的行為也在強化著行政性評估,因為一些評估者從所謂的評估和監管中獲得了本不該獲得的利益,這種現象正是典型的政治意義上的權力腐敗。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行政性評估作為一種政府監管行為,它的確是失敗了。教育是一種準公共產品,但在中國其實是一種類似體育領域一樣的“舉國體製”,教育行政部門掌握著巨大的權力和誘人的資源,而高校為了獲得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必然會表現出逐利的本能。實際上,自改革以來,高校的自主性雖是不斷擴大的,但是政府與高校的自主性之間的關系始終沒有在這種大體製下得到根本的改良。兩者之間的博弈還會持續下去🧙🏻♀️。並且,中國的政府監管部門的監管行動表現出對“運動式執法”的特殊偏好🦀。高等教育領域的很多混亂現象存在已久,但政府行政部門只是在問題十分嚴重的時候才以監管的名義來進行評估,其方式和方法就是運動式的,希望畢其功於一役來達到整頓的目的(所謂的以評促改)✩🐘。此種監管手段不僅有形式主義之嫌,也存在提請監管對象註意或重視你的背後還有一個監管機構存在的意涵。
泡沫化的、運動性的教育評估的失敗,絕並不因此意味著不需要政府監管🤜🏽。有效的政府監管是維持良好的、健康的社會秩序的保證。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簡單地回答要不要評估,政府部門要不要介入,而是在於如何恰當地界定政府行政部門在評估中的角色。在我看來,教育部不需要扮演撥款、排名和分配資源等角色,而是要承擔起製定和提供合理的規則的責任,這些規則應該體現教育的基本邏輯和規律,比如專業設置是否科學,辦學方向是否正確,師生結構是否合理,教材和知識是否在更新,等等🥧。如果教育部直接介入評估活動,製訂出你應該有多少個教室⛏、你的教室有幾個座位、各校每個院系是否有獨立的圖書室和機房、學生的作業和試卷是如何打分的等等背離教育規律的評估指標和規則,那我們只能說,這些政府評估機構根本不懂得政府是什麽,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和它的功能是什麽,因此,我們也就根本不值得期望這樣的“政府監管”能有任何存在的價值🎭。 (唐賢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