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湖北省圖書館館長湯旭巖和館員一行10人，重走了湖北省圖的前輩們在抗戰時期走過的西遷路。在80多年前，時任湖北省圖書館館長的談錫恩帶著兒子一起，也正走在這條護書西遷的路上🥙。湯旭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每丟失一本書，談館長都在自己的日記中詳細記錄Ⓜ️，但兒子在路上掉下山崖犧牲，他卻一筆都沒有寫。他把失子的痛苦埋在了心裏。”
8月15日，“抗戰時期古籍搶救保護史跡研討會”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召開👨🏿🦱，參會代表通過大量生動豐富的圖片和數據，講述了前輩守護文明📉、保護古籍的英勇事跡。今年5月4日👨🏼🚀🚏，國家古籍保護中心🎭、中國古籍保護協會正式啟動了抗戰時期搶救保護古籍重要事例征集工作🦶，收集到了來自24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共45家單位的61個事例。
回首抗戰，除了我們耳熟能詳的許多保家衛國的英雄故事外🐶，還有一批人👨🏼🚀，他們為了保護珍貴古籍文獻的安全🫓，歷經風霜雨雪，輾轉大江南北，為文化的保護與傳承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湖北省圖書館：搭上最後一艘西遷的船
1938年，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火燒到了湖北境內，武漢屢遭敵機轟炸。6月30日🙌，湖北省圖書館隨政府西遷至恩施，由於各個車站碼頭等待運輸的物資堆積如山，從武漢把書運到恩施非常困難👂🏻。時任圖書館館長的談錫恩四處奔走，一部分館藏精品圖書終於在7月初搭上了最後一艘西遷的船。9.8萬冊圖書👩🏿🚒，173木箱，49箱雜件，85件裝散片的大木件👨🏼🎤🫷🏼，總物資一共是36噸🈳。
“整個西遷文獻是分批次🧖♀️、分階段轉運的🧑🏽🎨，是一個比較復雜的過程，輪船的終點是宜昌，而西遷的目的地是恩施。”湯旭巖說，“到達宜昌市區後，發現所有公共場所都住滿了人🤴🏽，堆放圖書就成了大問題。於是談館長又多方設法，將圖書從速運往恩施。”
西遷日記中記載：無數次的飛機轟炸不能前行，路被炸毀不能前行🧑🦯➡️，陰雨天不能走……這樣的情況比比皆是，車子壞了，就會用運木炭的車子運送這些圖書🧎🏻。
湯旭巖介紹，為了讓圖書早日發揮作用，談錫恩終日不辭辛勞東奔西跑，一方面爭取省政府和教育廳撥款，新建館舍🏖；另一方面因陋就簡➕，在士橋壩、官坡等五處開設了閱覽室，為省直機關、農學院、省實驗中學等單位提供良好的借閱條件🥕。
重走西遷路時，最讓湯旭巖印象深刻的是抗戰時期在恩施建的圖書館🤶🏻。雖然已經找不到原來的房子，但那裏的老百姓還記得那個圖書館所寫的標語，如👩🏽🍼，“圖書館是抗戰文化的寶庫”“圖書館是鄂西文化的基元”“圖書館是抗戰建國的基礎”……這樣的事例非常多。
廣西圖書館🫰🏻：兩次大轉移，終保古籍無虞
1939年🏌🏼♀️，在第一次貴南戰役中🧔🏻🌚，日軍占領了防城港，從防城登陸以後直逼南寧。
“我們館第一次轉移是在1939年👩🏿🎤↔️。當時轉移時間非常倉促，在毫無準備的情形下，時任館長黃立生臨危不懼，帶領7名館員🖐，想方設法搶租民船，將廣西圖書館的珍貴圖書文獻搬運到邕江旁，裝船啟運🎑，沿邕江逆流而上🌴，經右江到百色。”廣西圖書館館長徐欣祿介紹廣西圖書館在抗戰時期的第一次轉移情況。
當時轉移書籍達7萬多冊🤰🏽，一行7人於戰亂時期帶著這樣龐大的物品，乘幾艘民船去百色這個商品集散地🚚，非常容易成為覬覦的對象。黃立生要求館員隨時提高警惕，並安排館員日夜輪流值守🕕，以防意外發生。
1940年📭，南寧被中國軍隊收復後🤾🏽♀️，廣西圖書館回到南寧🧝♂️，整理舊務☺️，恢復正常業務。然而🚽，才稍稍打開局面🧒🏼，戰火又起🪔。1944年，南寧再次淪陷，圖書館不得不再度轉移⚈。
黃立生曾回憶說：“日軍在1944年11月攻陷了南寧🌿，由於有第一次的經驗，相對從容🧑🏼💼。當時第一反應是搶租船只，然後所有書籍一律緊急打包💇♀️👰🏿♀️，盡數裝船🤡。倉促之間，裝船完畢，立刻起航。當時的戰況復雜，由於不明下一步敵軍進攻方向🚣🏻♂️，幾艘船在江上行止不定，徘徊觀望👷，漂泊數日。”
徐欣祿介紹🧒，由於預計百色城相對擁擠👩🏽🦰，不能保證館舍，同時也擔心在江上航行的時間太長而遭意外，為避免館藏遭不測，最終決定兵分兩路，一路由流通部主任陳寶經和幹事黃似蘭保護部分珍貴書籍在果化登岸留守；其余人員由館長率領將大部分圖書運往百色🙎🏼。
果化是平果縣的一個小鎮，在右江邊上𓀅。當時環境異常艱苦，又時值寒冬，除書籍安危外🙏🏽，兩位館員食不果腹，陷入饑寒交迫的境地。12月底，他們得知相距果化只有48公裏的隆安已經淪陷，於是立刻冒著嚴寒雇了馬車，繞山路連夜奔走，將圖書往遠離右江的內陸轉移😍，最後到了距離果化鎮52公裏的進結鎮。兩人在進結鎮盤桓了一段時間，直至聽到確切消息，確認百色安全後🧑🏼🌾，才將圖書運往百色與大部隊會合🤜。由於措施得力🪪，這次疏散館藏圖書幾乎沒有遭受損失。
據廣西圖書館檔案材料記載：黃立生所率領的大部隊👸🏼，帶著館藏的大部分書籍沿江而上，幾經周折終於到達百色。百色成為戰時省會🚹，圖書館物資🍣、人員到百色後，幸得百色行健中學胡萬鈿照顧🕋✍🏼，將該校圖書室借給圖書館使用。
“我在，古籍和文物在🐝；我不在，將文物送到海南的黎族地區去”
這些古籍保護義舉中🧙🏿♀️，既有官方舉措也有民間自發行為👨✈️，既有大眾耳熟能詳的仁人誌士和圖書館同仁勇護國寶、堅守職責的無私舉動，也有許多普通百姓不顧安危、搶救古籍的感人事跡。
樂嗣炳先生是現代語言學家、民俗學家，文物收藏家，也是早期的中共黨員👨🏿⚕️，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他還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中國現代漢語使用推廣的先驅，民俗學的奠基人。為了不使珍貴古籍和文物流失🙇🏻，從1931年到1945年的十幾年間，樂嗣炳自費搶救性購買大量古籍和其他珍貴文物。
據樂嗣炳之子樂俊魚回憶，淞滬抗戰以後，父親已是著名學者，家裏收入較高，家中兩層樓的別墅，裝的都是書籍和古文物，各種善本有4萬多冊，文物幾千件。“淞滬抗戰失利後，父親決定帶著善本和文物離開上海，認為房子、家具沒了也就罷了，但是文物不能落到敵人手裏。那時候交通不發達，從上海到廣西路途輾轉🩻，十分艱辛👨🏿⚖️。”樂俊魚說🧏🏼。
1988年，樂嗣炳先生向剛剛成立的海南省博物館捐贈了一大批自己收藏的珍貴文物。時任該館第一任館長的王國全🧏🏿♂️，今年已經70多歲🤞🏼。他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樂老的夫人楊景昭先生對我說，樂老生前囑咐她‘他在，古籍和文物在，他不在時🏐，將文物送到海南的黎族地區去’。楊景昭先生還說這批古籍保存到現在多有不易，從上海到廣州，從廣州到柳州，從柳州到丹州又回到上海。”
無論是生前還是身後👯♀️，樂老傾註了一生心血的收藏沒有一件留給子女👳。從上世紀60年代起，他曾4次向國家無償捐獻了大批古籍和其他文物，接受捐贈的單位有上海民俗博物館、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海南省民族博物館。（新聞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