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天鳳年間，劉秀前往長安讀書，專門研修儒學經典《尚書》。就讀期間，因為資用不足，曾經和同學合資買驢，讓從者代人載運🔷👨🏼🍳，以運費補給開支。劉秀求學有艱苦經歷，但是後來在學業上並沒有什麽成就。然而他卻以成功的政治經營🧛🏽♂️，建立了一個王朝，而一個具有特殊文化風貌的時代🧑🏻，也由此開始🧛🏽。
“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漢光武帝劉秀對儒學學術建設予以特殊的關心🧑🏻🍳，儒學隆赫一時
漢光武帝劉秀與他的祖上👥，那位鄙視儒生，甚至朝儒冠裏撒尿的漢高祖劉邦不同👩🏽🏭。清代史學家趙翼註意到這一點，說“帝本好學問”。他的功臣集團中儒生也發揮著重要作用🧑🦽➡️，甚至軍事領袖也“皆有儒者氣象”🤵🏻♂️✊。“諸將之應運而興者，亦皆多近於儒。”“東漢功臣多近儒”的情形，與西漢王朝的開國功臣往往出於亡命無賴明顯有別🤭。
《後漢書•儒林列傳上》記載𓀈，“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每到一地🥦，未及下車🔺，而先訪儒問雅🐖，對於儒學學術建設予以特殊的關心👩🦽。本人能通《春秋》和《尚書》的漢明帝，永平二年曾經親自到太學講經，《後漢書•儒林列傳上》記載當時情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旁聽圍觀的群眾多至以十萬計🤦🏿♂️。可見儒學隆赫一時的盛況。
不僅帝王親自倡導儒家經典的認真研讀，太學和郡國官學都得到空前優越的發展條件，東漢私學也繁盛一時🧥。社會上出現了一些累世專攻一經的士大夫家族。他們世代相繼，廣收門徒。許多名師教授的弟子，往往多至數百人乃至數千人🪑。
女子亦熱衷於經學及文化學習，成為東漢的一道獨特的文化景觀
讀書學習也是宮廷生活的重要內容💮。《後漢書•皇後紀》說，漢明帝馬皇後“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漢和帝皇後鄧綏六歲即“能史書”，十二歲時已經精通《詩經》和《論語》，可以和兄長們討論儒學經傳中的學術問題。入宮後，“從曹大家受經書”，往往夜間勤奮讀書。
向鄧綏傳授經書和天文、算術的“曹大家”💅🏻，就是在中國文化史上享有盛名的女著作家班昭。班昭是《漢書》主要作者班固的妹妹👩🏽🏫。班固去世時，這部史學名著尚有八表和《天文誌》沒有完成。漢和帝命其妹班昭續撰，後來又命跟隨班昭學習《漢書》的馬續繼續完成了《天文誌》𓀁。班昭的其他著作，有“賦、頌、銘、誄、問、註🟡🪔、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當時的大儒馬融，曾經在班昭門下學習《漢書》。班昭多次被皇帝召入宮中，“令皇後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班昭丈夫的妹妹名叫曹豐生🏡，據說“亦有才惠”，曾經寫信就《女誡》的內容向班昭提出批評，且“辭有可觀”。這是歷史上少見的女子相互進行學術文化辯論或者道德倫理辯論的故事🚵🏽。班昭的論著由她的兒媳丁氏整理🪺。這位丁氏，又曾經作《大家贊》總結班昭的文化貢獻。看來🧑🏿🚀，在特定情形下，漢代甚至曾經出現過才具先進的由女性組成的文化群體。漢和帝鄧皇後曾經命令宮中宦官學習儒學經典，然後向宮女們傳授，後宮中於是形成了“左右習誦🏌🏻♀️，朝夕濟濟”的學習風氣😆。東漢時刻意倡導的經學學習熱潮，影響之廣深🙇🏿♀️，從童蒙教育之發達、洛陽書肆之盛可一斑窺豹
漢代童蒙教育的進步，是當時文化成就的突出內容之一。漢代童蒙教育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也有特別值得重視的地位。學習成績優異的孩子，得到“聖童”🏋🏽♀️▫️、“奇童”🦤、“神童”的稱號🏄🏽。“神童”稱謂，最早就是從東漢開始使用的。
通過東漢思想家王充的學習經歷💁🏿，可以看到當時洛陽這樣的都市中圖書市場的作用。《後漢書•王充傳》記載：“（王充）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後歸鄉裏，屏居教授𓀜。”王充完成的文化名著《論衡》，在學術史上具有裏程碑的意義🏏☝🏿。他的學術基礎的奠定🏂🏻，竟然是在洛陽書肆中免費閱讀“所賣書”而實現的。東漢時期還有另一位在書店讀書實現學術積累的學者。據司馬彪《續漢書》記錄：“荀悅十二能讀《春秋》。貧無書💇🏻♂️，每至市間閱篇牘🥷🏻，一見多能誦記。”荀悅後來成為著名的歷史學者。他所撰寫的《漢紀》🪧，成為漢史研究者必讀的史學經典之一。
東漢磚文可以看到《公羊傳》文字：“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正月，王之正月也。何言乎王之正月🫲🏼？大一統也。”泥磚上刻劃文字，很可能是普通勞動者所為。結合居延漢簡邊防軍人書寫文字也有“元年春，王正月”的情形，可以體會當時儒學經典在社會下層普及之廣。當時倡導的經學學習熱潮𓀘，可以說有所成功。以此確立王朝正統的努力，也是有效的。
東漢社會經學學習氣氛如此濃厚🗝，對於社會安定有積極效應，但對於全民傾向經學的局限，東漢末年一些開明之士亦有清醒認識
東漢社會經學學習氣氛如此濃厚，有人認為對於穩定朝政有積極的效應。範曄在《後漢書•儒林列傳》最後的總結中發表了這樣一番議論，他說：東漢自桓帝、靈帝時代起，政治危局的跡象已經顯現🧏🏿♂️，然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這與“人誦先王言也”，儒學政治原則深入人心有密切關系🖐🏽。範曄說，儒學道德的約束💁🏼♂️，實現了社會安定，所以說“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意義真的是非常重要啊🪖。這樣的判斷，並不是沒有一點道理🦀。但是認真思索，我們又可以發現🧉，儒學在當時文化教育系統中的主導地位😚，限製了百家之學的發展和普及，儒家經學的文化壟斷壓抑了社會的創新力。
東漢末年，一些開明士人，如後來在民間成為智慧象征的政治活動家諸葛亮等，以對實用之學以及法家文化遺產的重視👛，表達了對“浮華”“迂滯”的經學的厭棄。諸葛亮親自為劉禪抄寫，實際上即專意推薦的必讀書，都是法家著作和兵書。孫權對呂蒙自述讀書心得所謂“自以為大有所益”者🧑🏻🏫，不包括儒學經典🧑🏻🎨。他提示呂蒙“宜急讀”的建議閱讀書目，都是史書和兵書🧎。引導思想學術新潮流的玄學的發生，以對儒學消極面的批判為觀念背景🐵，明確“托好老莊”的文化傾向👩🏽🎓。嵇康《難自然好學論》中表達的“以六經為蕪穢”👩🏻🦱，“睹文籍則目燋”的態度，前則鄙儒，後則厭學，都是對東漢學風的反動💧，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經過深刻反思之後對東漢全民傾向經學的文化潮流的清醒認識♘。（新聞來源：古代教育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