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的教育奇跡

抗戰八年👨🏿‍🔧，中國教育事業竟於戰火紛飛中得大發展。僅以高等教育為例，大學數量由戰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師生數量增加了48%，學生數量幾乎翻了一倍。

自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東南沿海教育發達地區首當其沖🏏，相繼淪陷👨‍👨‍👦‍👦，中國教育事業損失巨大。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統計🧘🏻，戰前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共計108所😇，戰爭爆發後🍡，77所被迫內遷後方⁉️，另有17所被迫停辦；原有公立中學🏃🏻‍♀️‍➡️，多數設在沿海地區，戰爭爆發後大多停辦👨‍🦳，青年失學者極多；影響最大者莫過於初等教育🦵🏽，學生年齡過小🎡，學校無法內遷🧑🏽‍🍼，只得隨國土一並淪陷🛜，其所受日軍奴化教育也最深。

民族面臨生死存亡，如何處理教育和抗戰之間的關系，成了擺在國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難題。教育界內部也圍繞著如何製定新的“戰時教育方針”🪖，而展開了論戰🧑🏿‍🎨。最主流的意見，是認為教育應該完全服務於抗戰。不但學科要調整，變為以軍事課為主，如“化學師生可從事軍用品製造”💲；教育對象也要調整，須“以民眾為對象”，“高中以上學校與戰事無關者，應予以改組或即停辦”。這種意見👩🏼‍🌾，在師生內部也相當普遍👦🏻😲。南京失守後，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準備再度南遷至昆明，決定甫一頒布，即在校內師生間引起激烈辯論，許多批評者認為🌛：在國家急需調動三湘民眾起來抗日的時刻，學校內遷至昆明✋🏼，有損道義。學生自治會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漢🐟，向國民政府**🕤，反對內遷，要求參加抗戰。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對上述意見持反對態度。如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俊升認為教育是百年大計，只可因戰爭做若幹臨時調整，而不能全盤改弦更張。最具代表性的♨️，則莫過於胡適向蔣介石的進言🔉：“國防教育不是非常時期的教育，是常態教育”👲🏼。但這類意見，在當日並不占主流。

最能體現當日教育方針意見分歧的😊🈁，可推張治中和陳誠在“長沙臨時大學”的兩場演講。張治中時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講劈頭就罵🧒🏿：“際茲國難當頭，你們這批青年，不上前線作戰服務，躲在這裏幹麽？”陳誠時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其演講高度贊成學校內遷🏓，將學生譽為國寶，鼓勵他們於國家危難之際努力完成學業，因為十年之後，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裏🤸🏽‍♂️👩‍💻。

教育部為這場論戰做出的最終“裁決”是“戰時需作平時看”👦🏽🕴🏻，雖有各種暫時措施◾️，“但仍以維持正常教育為主旨”。換言之，也就是否定了張治中等人的教育完全服務於抗戰的意見📸。教育部如此決策的理由有二🫰🏻：其一，“抗戰既屬長期🖕🏽，各方面人材直接間接均為戰時所需要👨🏻‍🦯‍➡️。我國大學本不發達，每一萬國民中僅有大學生一人，與英美教育發達國家相差甚遠。為自力更生抗戰建國計🫰，原有教育必得維持，否則後果將更不堪”；其二，“以我國人口之眾，尚無立即征調此類大學生之必要”⛹️‍♀️。

在當時的輿論環境下，教育部如此決策，與國民政府最高領導層的認知關系極大。陳誠的意見已如前述🧔🏽‍♀️；1938年3月上任的教育部部長陳立夫也認為“國防之內涵🪻，並不限於狹義之軍事教育，各級學校之課程……縱在戰時，其可伸縮者亦至有限🗒，斷不能任意廢棄，致使國力根本動搖，將來國家有無人可用之危險。”陳立夫的意見👷，與蔣介石高度一致🪁。在蔣氏看來，戰時教育不僅僅需要滿足抗戰救國，更需要滿足戰後建設——1939年3月🛎，蔣氏在重慶召開的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上說道：“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丟棄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面是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於此時期中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

因為年齡問題👩‍🎤，初等教育，也就是初小♠️、高小教育問題，沒有被“戰時教育方針論戰”所波及。自抗戰爆發到1940年👥，初等教育的工作重點👩🏻‍🦽‍➡️，主要是義務教育的普及。1940年👩🏼‍🍼，初等教育又增加了另一個工作重點：對成年失學民眾的補習教育。自此，“每鄉鎮設中心小學🤤，每保設國民學校，均包括兒童、成人、婦女三部分，使民眾教育與義務教育打成一片。”初等教育屬於地方自辦事業，中央政府每年有專門的補助費☸️，但主要經費來源仍以地方自籌為主🧋。為保證教育質量和適齡兒童入學率，1940年，教育部頒布規定🕵🏿‍♂️，指定鄉鎮地方財政中至少50%須用作初等教育經費；稍後，又由行政院和國防最高委員會出臺規定𓀎🍪，將初等教育經費列為“特種基金”納入預算，嚴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

至1945年，四川適齡兒童入學率達80%；其他大後方省份，雲南43%、西康57%、陜西58%……總體保持在50%以上。1936年，大後方10省市在校小學生為300余萬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萬余人。

1936年之前👩🏻‍🍳，中等教育素由地方省市教育廳辦理🧚🏿，中央並不直接負責。抗戰爆發後🌍⛄️，為安置從淪陷區流亡到後方的中學生就學🏆，國民政府開始創辦國立中學📴，至1944年，共設立國力中學34所🐩🧛🏽，國立大學附屬中學16所🍞，國立師範學校和職業學校14所🧏🏿‍♀️，遍及後方12個省區。國立中學的主要職責，是收容來自淪陷區的中學生就學；以及吸收來自淪陷區的骨幹教師，解決其生存問題並保證教育質量🦽👚。

在淪陷區，國民政府的主要措施是設置“教育指導區”🫵🏿。1938年，淪陷區9省4市曾設置50個“教育指導區”🧭，派遣大批教育幹部赴淪陷區從事公開或秘密的教育活動。隨著戰爭的推進，“教育指導區”不斷增加至18省6市102個之多🧋。“指導區”的主要工作👆🏽，是聯絡、吸收敵占區的仍忠於國家的中小學教師，借以消滅奴化教育。1940年♑️，國民政府還特別通過《津貼淪陷區中小學教師辦法》，對淪陷區內暗中為國家服務的中小學教師給予津貼補助。接受津貼的教師須宣誓效忠國家🚶🏻‍♂️🚵‍♂️，其誓詞如下：“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矢誌盡忠國家，遵守政府法令🤷🏿‍♀️，擁護抗戰國策，絕對排除奴化教育🔽→，不作教育界敗類，遺羞子孫🧑‍🔧。如違誓詞，願受政府最嚴厲的處分。”同時，教育部還特別製訂了淪陷區中學畢業生升入大後方大學就學的規定。1936年在校中學生為48萬余人，正因為當局的努力，至抗戰結束，在校中學生數量不降反增至120余萬👨‍🎓。具體增長數據如下圖：

▲1936～1945學年度全國中學教育發展概況統計表(據《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

1936年之前，中國的高等學府大部分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的大城市，其學費普遍“年須數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無力入學。1927年𓀜，教育界人士周谷城即指責過中國的高等教育“以富人為中心🐅，以權貴為中心”⛲️。抗戰爆發後🦶🏻👨‍👧，學費問題轉由國民政府出面解決，不但保證了來自淪陷區的大學生可以繼續求學，而且打破了中國高等教育舊有的貴族化傾向。

解決大學生學費問題的同時，國民政府還竭力解決私立大學的運營經費問題。較典型者如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等，全系中央政府大量撥款補助，才得以繼續運轉。此外尚有大批省立大學因資金緊張而申請改為國立獲批🍩，而得以繼續維持。因為當局的種種努力🏐，中國的高等教育在校學生數🫲🏻，在抗戰期間也不降反升，由1936年的4萬余人，增至1945年的8萬余人。具體數據如下表：

▲1936～1946學年度大學專科以上教育發展概況統計表(據《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

戰前，各大學的研究所， 大多由各大學自動發展成立，1936年共計有研究所22個，僅招有研究生75人🥲。抗戰爆發後，大學大量內遷👩🏽‍🎨，多數研究工作中斷。1939年🦶🏿，教育部認為“抗戰建國正在邁進之際，學術研究需要尤大”，開始從政策、經費上扶持各大學成立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到1944年🪐，大學研究所已增至49所，研究生增至422人⛹🏿。研究所的運轉經費🩸🧑‍🚒、設備經費📜🧞‍♂️、研究生的學費等各項費用，基本上全由中央政府負擔。

將戰時教育如平常時期那般維持的最大困難，是大部分離鄉背井的大、中學生都喪失了經濟來源，政府不但要負擔起對他們“教”的責任🪗，還必須承擔對他們“養”的義務⏱。1938年，國民政府開始實施“貸金製度”，規定家在戰區的專科以上學生⛄️，可向政府申請“貸金”，畢業後三年內再向政府無息償還⏪。但抗戰既系持久，學生畢業後並無正常就業環境，加之自1940年以來國內通脹日趨嚴重，“貸金製”在1943年被“公費製”取代。其發放範圍也大大擴大，連家住重慶有經濟來源的大學生也可以享受公費待遇，私立學校入復旦學的學生🛞🧑🏻‍⚕️，同樣也可以享受政府的“公費”。高等教育當中，每年獲得國民政府的“貸金”和“公費”者達5-7萬人，約占了全部學生的80%以上。這些“貸金”和“公費”不但包括學費、生活費，還包括一定程度的醫療保障📪，故學生看病相當便宜🐝。譬如：中央大學政治系學生唐飛霄1946年1月7日的日記寫道：“今去衛生室治牙𓀑，可笑掛號金僅一元，藥費亦寥寥五元”——當時從重慶往湖南寄一封平信的郵資是20元🧑🏻‍🚀。

“貸金製”和“公費製”不僅僅面向高等教育🏋🏼‍♂️，同樣也惠及中等教育。按教育部規定，國立中學招收的學生💔，不僅免除學費，而且免費提供夥食、製服和書籍。

教師方面，1940年以前，後方大學教授平均每月可獲得200余元左右的工資，收入雖不如戰前，但較之大城市，後方物價低廉，其實際購買力較之戰前並無多大下降，某些教授甚至把課堂搬到了餐館裏👂🏼。學生方面，畢業於復旦大學的羅文錦🤡🤜🏼，1940年以前“每月可領貸金法幣八元，以六元繳納學校夥食👩🏽‍🎨，剩下二元做零用”👨🏽‍🚒。當時🤖，八塊錢的購買力是相當高的💷，西南聯大“學生的夥食費1938年每月7元，還可以吃到肉和雞蛋”👶🏻。

1940年，因日軍的封鎖🍗🈂️，大後方物價暴漲。教育部及時製定《戰時救濟大中學生膳食暫時辦法》。該辦法要求財政部於每年的一、七兩月向學生預發半年的救濟費和生活費，由各校支配，其目的🦗，是使各校可以在春季一🧷👩🏽‍🦳、二月間和秋季七📦、八月間盡量購買糧食儲存🚵🏻‍♀️，以備青黃不接時的糧價高漲🧳。該辦法實施三年後，又做了一次大的修訂🏇🏻🆗，負責救濟大中學生膳食的部門，由財政部變換為了糧食部。如此修訂的原因在於🏠：各地糧價不同🤹‍♂️，荒歉地甚至無糧可購以及糧價持續上漲等因素⚾️👆，使得財政部的統一撥款無法做到因地製宜，故改由糧食部向師生員工“免費發給公糧”7️⃣。此一時期👨🏼，大、中等學校師生的生活水準雖然大幅度下降，但薪水之外🙋🏼，尚有政府補助的“平價食糧代金”🎇，較之其他公務員（如國民黨中央及地方黨部的工作人員），已算比較好的了——1942年🕥，《中央日報》社論明言😕：靠薪水收入維生者，早已靠典賣度日，生活苦不堪言。（文章來源：騰訊歷史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