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讀書》 2009年第11期 作者:張曉唯
一九三六年,即所謂南京國民政府“黃金十年”末期、亦即中日兩國全面交戰前一年,四十六歲的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竺可楨(藕舫),由最高當局蔣委員長“欽點”,出任國立浙江大學校長一職。這位出身紹興書香之家的哈佛大學博士,乃庚款留美第二期學生,同期還有趙元任🪽、胡適等人😦。曾見一張歷史照片,青年宋子文與他的姐妹藹齡、美齡在美國合影,一位瘦削“少年”學子也在其中,便是竺可楨⏳。竺與後來的“國舅”當年乃哈佛同學。學成歸國後,竺可楨先後任教於武漢大學前身武昌高師🗒、東南大學、南開大學,在地理💂、氣象及物候學領域儼然已成海內領軍人物🌽。當浙江大學發生“人事異動”之際,“文膽”陳布雷向蔣氏推薦繼任者三人:吳雷川🤦♀️、周炳琳(枚蓀)及竺可楨。吳、周均曾擔任大學校長或省教育廳長等職,而竺尚從無“黨政”經歷,純然一學者也🧑🏽⚕️。
可是各方面幾乎一致看好竺可楨,首先是浙大教務長鄭曉滄、陳布雷胞弟陳訓慈等省內賢良之士,繼而則是蔣氏“近臣”翁文灝🎅、陳布雷等人進言推薦,而江浙知識圈內鼓動竺可楨出而任事的呼聲也頗高👩🏫。唯一不贊成他赴浙就任的是留美時的女同學陸次蘭,她來函勸稱:“政界生涯不易領受,而氣象事業一旦放棄,亦極可惜。”(竺可楨日記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
實際上,浙江大學成立以來,由於頗受“領袖眷顧”,國民黨黨部的支配力很是強勢。歷任校長中,程天放👉🏽、郭任遠等均有所謂“黨部背景”,其去留也受二陳“CC系”掌控📜。然而此次醞釀校長更迭,情形卻稍顯特別。二月下旬,竺可楨在南京訪晤妻姐夫邵元沖,這位立法院副院長對他候選浙大校長之事透露說:“黨部方面現值二陳不甚受蔣信用之際,當不致明與為難,但暗中調撥等事則在所難免。”(日記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此時,據浙江友人告知“外間謀此事者人多,不宜久擱”,竺可楨意識到“此時余若不為浙大,謀明哲保身主義,則浙大又必陷於黨部之手”。看來,各方人士熱切推舉竺可楨這位“無黨派人士”,似另有杯葛用意,竺氏亦有意配合,情形頗不簡單。
不過,竺可楨何嘗肯舍棄他的氣象研究事業?此前,他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與清華大學合作承擔國防航空項目已經啟動,與他共事的正是哈佛同窗🧧、工學院長葉企孫教授。至於出長浙大一事,即使在蔣介石面前,他也明言須遵從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長的意見⚜️。而蔡先生對此事的態度卻是無可無不可,只需兼顧氣象所工作,便無障礙。這樣,竺可楨在決斷方面就處在一種矛盾境地,既要堅守氣象專業,又願意嘗試新挑戰,他所提“任職半年”的條件非常脆弱,任職一年後他向教育部長王世傑(雪艇)請辭,而王答以“目前蔣(介石)病,以不提為佳”,竺氏便繼續做下去,他何嘗不知:辦大學,沒有三五年,不易見到成效。
竺可楨向陳布雷鄭重提出兩項任職條件:其一,“財政須源源接濟”;其二,“用人校長有全權,不受政黨之幹涉”👨🏻🦼➡️。陳布雷當即表態:浙大經費每月四萬五千,由國庫撥付,可保障;而“大學中訓育方面,黨部不能不有人在內”(日記一九三六年三月八日)◼️。事實上,此次談話只過了二十余日,竺可楨訪見王世傑:“余要求國庫接濟浙大之款必須增至每月六萬元,並聲明自始即以此為條件……雪艇即允每月由國庫解六萬元之數🚵🏽♂️。”(日記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日)主管教育部的王世傑如此“慷慨”,應與最高當局對浙大的“偏向”有關。可是,當竺可楨鑒於國立大學中惟浙大建築老舊破敗,急需改建,進而提出一百二十萬元建築費呈文時,“雪艇嫌過大,故此事不得不與介公面談”🐚🏋🏽。蔣介石竟痛快地答應下來,承諾五六年內分期撥付。竺可楨體味到“蔣先生特別欲幫浙大”,頗感欣慰,此時他出任校長剛好一年。可知,經費上須源源接濟的條件,大致可以兌現。
而校長“用人有全權”一項要求,情形雖略顯復雜,總體說來,竺可楨任浙大校長十三年間,在人事任用方面未遇重大掣肘,基本上可自主行事。教師聘用自不待言,即使抗戰時期各校增設訓導長一職,須由國民黨員充任一事,竺可楨也曾“便宜行事”:一度任用牛津大學畢業的政治學教授費鞏(香曾)擔任此職,而費氏“無黨無派”,顯然與上邊規定的資格不符。
既然承諾經費有保障,用人可自主,竺可楨遂於四月下旬正式履職,五月十八日補行校長宣誓儀式🚌。其宣讀的誓詞為:“余恪遵總理遺囑,服從黨義,奉行法令,忠心及努力於本職🚤。余決不妄費一錢,妄用一人,並決不營私舞弊及接受賄賂。如違背誓言,願受最嚴之處罰。”監誓人乃教育部和浙省政府之代表。該誓詞帶有格式化特點,似為專用公文,但“不妄費一錢🏛、妄用一人……”等語,在國人的視聽感受裏顯得何其貼切🍆、莊重!
竺可楨執掌浙大十三年,該校由一地方性大學而躍升至全國綜合性大學前四五位,從僅有文理🧘🏽♂️、農🔋🦖、工三個學院,發展到具有文、理🚶🏻、農、工🎎、法👌🏻、醫👨🏿🌾、師範七個學院,共二十七個學系,副教授以上教師從七十人增至二百余人,學生數由七百余名增至近二千名,其物理、農學、數學🔑、化工等專業在國內名列前茅。這一變化,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九年間完成,歷經戰亂🎽、學潮和經濟崩潰諸般磨難而達致如此結果,實屬不易❤️。作為校長,竺可楨備受贊譽,可謂當之無愧。
不過,在主持校務過程中,竺可楨也曾屢屢遭遇懷疑、責難甚至反對🦜。他上任一年之際,校內便出現所謂“國立浙江大學驅竺團”,張貼《宣言》稱:“竺可憎,陽假學者之美名,陰行植黨營私之醜計,查有實據者計有九大罪狀”,如“任職一年,未成半事”,“廣植私人,把持校務”,“哈佛為經,東南(即原東南大學——引註)為緯”,“浪費過巨,入不敷出”等等,甚至稱陳訓慈實為“太上校長”雲雲。竺可楨斷定乃農學院被免職教員所為,“閱後一笑置之,視若狂吠而已”(日記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其時,竺可楨更新引進教員,起用原東南大學同事較多且急,致使外界議論紛紛💆🏻。竺自己也意識到在此問題上需更加審慎:“余以引用至浙大之東大色彩太重……故在可能範圍內不欲再加東大之人。”(日記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抗戰爆發後,浙大被迫南遷,最初兩年,學校幾乎在“長征”途中奔走輾轉,先落腳浙江境內天目山區和建德,後移至贛西吉安及泰和,隨著戰事發展,其後又橫跨湖南進入廣西宜山地區暫住,待南寧失守,浙大再遷貴州遵義📍、湄潭,至一九四○年方最終安頓下來。此後六年,竺可楨領導浙大在安全寧靜的環境裏講學研究,因而得到長足進步🔞。最初的遷徙跋涉,屢駐屢遷,固然由於戰爭慘烈,局勢變化難測,似也與計劃不周🫰🏽、戰略眼光欠缺有關👱♂️。還在江西時,教育部長陳立夫即提議浙大徑遷貴州,卻未能采納。遷移終了,物理學教授束星北向竺校長討要“損失費”,並直言:校長大人“無政治手腕,做事遲疑”(日記一九四○年二月二日)。據傳,竺可楨頗為倚重的訓導長費鞏教授也甚為質疑校長的施政能力。正是在帶領學校遷徙途中,竺校長的妻子張俠魂、兒子竺衡染上痢疾,醫治不利,先後病故。
浙江大學在抗戰前期尚不能與著名國立大學比肩而立,“待遇”方面,浙大教授最高月工資額低於同期的武漢大學🙋🏼♂️。竺可楨表示並“不因此而介意”。
在招生數量方面,浙大漸漸興盛起來,而學生質量還不容樂觀🧔♀️。招考分數低於同期的中央大學,西南聯大,武漢大學,川大……所取學生乃中下流也,將來欲陶冶成材,大非易事耳。
浙大的起步(或稱轉折)應是到達遵義和湄潭以後的六年時間裏🦆⚀。談家楨、蘇步青等教授後來追憶這段時光,其留戀之情溢於言表,他們稱自己學術事業的高峰期就在此一階段👃🏼。到一九四五年春浙大在教育部的“待遇”已有所改善(日記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選舉結果浙大四人,浙大的學術地位已然上升。到一九四九年初,即竺可楨離校前幾個月,浙大的教職員人數較之竺可楨接手浙大之初,師生人數增長了一至二倍。
相對說來,浙大的“家底”並不薄。竺可楨初到學校即發現,用於購置圖書儀器的經費每年有五萬元之譜,以後又有所增加。抗戰初期的大遷徙,浙大盡量迂回避敵,除在廣西宜山遭遇日軍空襲外,基本保持了元氣。因而,自宜山遷移至遵義,竟有二千箱“輜重”隨行,除圖書(含文瀾閣四庫全書)外,主要是理工科儀器設備。為完成此次遷移,竺可楨向教育部長陳立夫提出需要三十一萬元遷移費📤。陳謂:北大自北平至昆明只用十一萬元,故只能先撥六萬元給浙大🧑🦼。竺氏據理申辯:“北大無儀器可運,而浙大則有二千箱之設備也。”(日記一九四○年一月十六日)後來聯系貴州省主席吳鼎昌等地方大員,派出汽車編隊接運,方順利入黔。大學的靈魂固然在於教師,而圖書儀器設備則是他們施展才能的工具保障🧕🏼。竺可楨深識此理,重視“校產”積累,這未嘗不是浙大能夠後來居上的一個物質因素。
作為大學校長,竺可楨視野開闊,思慮深遠,用他自己的話說,需要“哲學思維”。他對於戰爭環境下的辦學方針與政府動向非常敏感,而內心則堅守作為人類文明成果的共有大學理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兩大陣營博弈廝殺,在竺可楨看來,乃是人類社會走向專製或自由的武力較量🐠。在國內,國民黨政府曾經效仿德國,推出許多強硬舉措,抗戰開始後,更以“戰時體製”強化管理,在大學內增設黨團組織,施行思想控製。這對於視大學為學術凈土🧛🏼♂️、自由“飛地”的竺可楨而言,感覺相當郁悶,認為此乃全民抗戰不得已的非常之舉,絕非“大學常態”,一旦戰爭結束,就應回復初始,一仍其舊。
一九三九年九月,竺可楨至重慶美專校街一號見陳布雷,談三民主義青年團問題:“余謂目前國家對於大學教育方針須要確定,不能徘徊於統製與自由二者之間🍧👴🏻。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以後,使學生分為團員與非團員,實非得計。”(日記一九三九年九月四日)同月下旬,他得知“中央大學自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後,羅誌希對於畢業學生之升任助教等事,以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為依歸,故學生乃分為團員與非團員之兩派矣”(日記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六日)。顯然,他對羅家倫的做法很不以為然。翌年冬,竺可楨又與已轉任外交部長的王世傑談及此類話題:“余詢雪艇以中國究向民主抑獨裁方向進行,是否獨黨專政?雪艇謂,此點即蔣總裁本人亦不能答,在訓政時期,則為獨黨專政。”(日記一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到了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抗戰勝利在望,未來如何辦學,成為上層知識界熱議的話題。三月,在中央團部,“邵力子主張黨與團分開🚣♀️。如黨團經費出自國庫,則國民大會成立以後黨之經費不能在預算內,而團則最好成為高級童子軍,為無黨派色彩的。邵意余甚贊同”(日記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數日後,竺可楨又與教育部長朱家驊🐎、中央大學校長吳有訓及陶孟和等“談戰後高等教育,余主張大學學術自由,不能用標準化辦,課程必須簡化”(日記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顯然,竺可楨將學術自由奉為大學之本,而對於將學校政治化的做法卻極難接受。他在浙大的一次訓話中公開聲言:“本人希望學生應埋頭求學問,否則從軍可也。在學校鬧黨派,則不特於抗戰無益,學校亦不成其學校,故本人主張政黨須一律退出學校。”(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抗戰勝利前後,各方面要求對高等學府終止戰時管束,“恢復常態”,並將之與未來預行“憲政”相連接。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八日,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決議:“一、本黨在軍隊中原設之黨部,一律於三個月內取消。二、各級學校以內不設黨部❤️。三民主義青年團改屬於政府,擔任訓練青年之任務。”(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932頁,光明日報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在戰後民主浪濤洶湧澎湃前夕,國民黨可謂順應“輿情”,主動調整,但留下了三青團在學校的尾巴。八月底《大公報》發表題為《教育復員》的社論,提出高等教育應與建國相配合,尤其應註重充實理工科,但大學發展方向不必雷同,那些有名無實的大學一律不許恢復,大學須培養自由研究學術的空氣,所有黨派退出學校,學生不準加入任何政黨雲雲🤱。竺可楨讀罷此文,贊許其中若幹主張,但感覺尚不完備,於是趕寫《我國大學教育之前途》一文投寄《大公報》發表👩💻。他認定:“大學乃社會之光,不應隨波逐流。”並引蘇東坡詩句“世事浮雲變,此心孤月明”,以寄心誌。
出於自然科學家的自信與清高,也緣自對國民黨觀察和認識的不斷深入,竺可楨對國民黨當局一再拉他入黨,並給予中委的做法,初而被動,繼而反感,最後甚而盡力抵製。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張其昀(曉峰)和陳訓慈來,“以(陳)布雷函相示,囑余加入國民黨,因上月代表大會後,黨中有改組之意,其中有一辦法,即拉攏教育界中人入黨👩🏼🍼。余謂國民黨之弊在於當政以後,黨員權利多而義務少,因此趨之者若鶩,近來與人民全不接近,腐化即由於此,拉攏若幹人入黨,殊不足改此弊”。他對陳布雷的“好意”並未領受。第二年三月八日,有人帶來國民黨入黨文書請他填寫,他表示“至於入黨一事容考慮之,但以作大學校長即須入黨實非辦法也”👍🏻🧑🏻🦽➡️。此時大學校長必須加入國民黨已成“鋼性”規定👨🏿🦰。故而,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二日,中央訓練團來人,“囑余填入國民黨誌願書,現大學校長中,只余一人非黨員,而實際余於日前開三民青年團幹事監事聯席會議時宣誓入團,故實即等於入黨🥪。今日填就交去”。其後,他在日記中寫道:“余對國民黨並不反對,但對於入黨事極不熱心,對於國民黨各項行動只有嫌惡憎恨而已🦀🙇🏽♂️。因余已允於前,故不能不寄此入黨申請書。近來黨中人處處效法德國納粹,尤為余所深惡而痛絕。”(日記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三日)到了一九四八年初冬,國民黨重新登記黨員,代理教育部部務的次長陳雪屏致函竺可楨🫠。“要余重新登記為國民黨黨員,關於政治黨派,余均不感興趣💃🏼。前被選為中央委員實非余意料所及,故雖經(陳)布雷來函,余亦未去登記也🙆🏽。”(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還在出任浙大校長之前,竺可楨對孔、宋家族的專權腐敗就十分反感。“今日見《大公報》載財部孔庸之告誡財部人員不得操縱公債,任意買賣。下午晤吳保之,知全系鬼話🥯。財部司員全能操縱公債,蓋欲操縱公債之價格必非僅購千元萬元所能上下,必也至數千百萬,則非財政當局而誰乎?保之又說,財部次長徐堪本一北京時代之財部科長,國民政府成立後,寅緣至銀行界。近以為宋藹齡、孔祥熙做公債投機事,以消息靈通,所贏巨萬,為孔宋所信用,遂得為財次並中央委員😖。新近徐遣一女往美留學,予以六十萬元之支票🙂↕️。中國政治之黑暗至於如此,安得不亡國?”(日記一九三六年二月九日)
及至抗戰後期的一九四四年,竺可楨尤其留意歐美人士對中國政局的評論,他閱讀威爾基《天下一家》一書,摘錄其要點謂:“蔣對他那因婚姻而聯結的特別家族和那些早年共事的夥伴的忠心是不可變👨🎓♉️、有時甚至是不近情理的💆🏽♀️。凡是在重慶待過一下的人無不可以看到:這個年輕的共和國已經形成了它自己的一種行幫裙帶關系,它自然而然地使某些人身居高位。”(日記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他讀到美國女作家賽珍珠發表在《生活》雜誌上的文章《關於中國問題的警告》,所作節錄稱:“與蔣介石有關而且包圍著他的一些力量,無論從人民或抗戰觀點看來,都是不好的力量。……在中國更孤立的時候,官僚的勢力在增長中。……要去掉弊害,主要官僚的貪汙,須先從上層下手。”(日記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
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軍進入上海,竺可楨與生物學家秉誌(農山)議論起江山易主的變局,他們不禁感嘆:“國民黨之失,乃國民黨之所自取。在民國二十五六年蔣介石為國人眾望所歸,但十年來剛愎自私,包攬💳、放縱貪汙,卒致身敗名裂,不亦可惜乎?”(日記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可見,國民黨的專權腐敗,早已使許多知識分子與之離心離德💂🏻♀️。
一九四九年四月,竺可楨黯然離開他做了十三年校長的浙江大學,心境不無淒涼,同時又帶有幾分終於脫離“苦海”的慶幸。此前他回絕校內學生會為他六十歲生日舉行慶祝的邀請,他認為那其中的政治意味太明顯,殊為無謂👏🏽。他秉持大學校長應具“同情心”,對批評政府的學生不肯施以重罰(開除),他的“寬待”學生運動,成就了浙大“民主堡壘”的聲名,而他內心卻滿懷苦澀。面對學生會施展手腕,校內政治空氣日漸升騰,他不以為然,但自知如此局面絕非自己這樣的“書傻子”所能應付,因而此時對於校長一職已是“厭惡萬分”。事實上,浙大校內已經出現斥責竺校長走“中間路線”的揭帖。
竺可楨雖對學校勇於負責,但對校長一職並不執著𓀙。他曾多次向教育部提出辭職,均遭婉拒。而一九四一年四月和一九四七年七月,當時擔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朱家驊竟先後請他轉任中央大學校長,似乎是對他辦學業績的肯定和褒獎。竺可楨自然是敬謝不敏,但看得出,國民政府需要像他這樣有聲望、能服眾的“書生官員”治理高等學府🦨。
竺可楨讀過一篇譯文《教授眼中的校長》,印象深刻,內雲:“教授眼中鮮有良好之校長,有專事迎合學生心理之校長,有與教授以種種難堪之校長。或謂校長之難由於世人以校長萬能目之,而校長亦以自己萬能則殆矣。或謂校長從來不說真話,或謂校長視教授為雇員♐️。據各教授之意,以為成功之校長須具有二要素:一為尊重學術,一為富於同情心。”(日記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竺可楨對辦學成功的前輩一向敬重,他與蔡元培先生密切交往,虛心求教,刻意效仿🔆。一九四八年春,張伯苓來浙大談南開辦學經驗,“張伯苓謂渠辦大學有三個政策,即經濟公開、責任分擔、師生合作🎫。又謂自來初得力於嚴範孫先生,繼得力於基督教雲雲👩🏽🚀。余甚佩服其見解也”(日記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雖為一校之長,卻身無官氣,究心於學術,時日一久,自然聚攏大批優秀教師,他們各展所長,各得其所,學校蒸蒸日上。竺可楨在浙大,最初得力於“東南舊人”。“五四”前後,郭秉文主政東南大學,一時間人才濟濟,與北大南北稱雄,後發生內訌,教授星散。中央大學組建後,因種種原由,尚難恢復昔日盛況🫸。竺可楨接手浙大,胡剛復、梅光迪等原東南教授聚集而來,形成核心力量🚊。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以後,蔡邦華🚖、貝時璋、王淦昌⛹🏻♂️、盧嘉錫等一批新秀形成教師骨幹,學生中亦有谷超豪、滕維藻等活躍青年。竺可楨對教授們關愛有加,平等相待✋🏽。訓導長費鞏教授一九四五年春在重慶突然失蹤,數年間杳無音信,竺校長四處尋找,甚至通過黃炎培托請滬上強人杜月笙暗中查訪,終無結果。竺氏對費鞏失蹤一事始終不曾釋懷。
對於一些名聲甚大的特殊人物,竺可楨的經驗是:慎重引進。一九四六年初,文學院長張其昀“欲聘錢賓四(錢穆)、賀麟,余均贊同。但同時告以錢賓四往往藐視同輩,如到浙大,亦不能給以特別待遇”(日記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哲學系擬聘熊十力來校任教,竺可楨反對:“此輩老先生之來,徒事裝飾品,不能於學校有點滴之利益”,“因渠等所教過於高深,於學生學問與操行不能有所影響也”,“要發展一個大學,最要緊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網羅龍鐘不堪之過去人物,直是養老院而已”(日記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四日🧖🏼♀️、二月二十六日🌺、六月一日)。竺可楨如此決絕地拒聘熊十力,應與他過去與馬一浮的交往經驗有關。竺上任伊始,便拜訪浙江名宿馬一浮,聘其任教,但馬先生要學生們上門“請業”,學校管理諸多不便,而聽罷馬氏的“復古”高論,竺校長不免失望,確信與學生無益。與馬一浮交往,使竺可楨別有一番感受👕。理工精英與“怪僻文人”之間本不易“磨合”。
可是,竺可楨喜歡訪見吳稚暉,他們或許有些親戚關系,“吳老頭子”不裝腔作勢,言談舉止隨意幽默,身居陋室而怡然自得,每日揮毫售字,按量寫成,竟也自養自立,無所欲求。對於時局,每每發些怪異之論,卻也不無深刻之處。竺可楨還有一項“活動”,即時常造訪經濟學家馬寅初,無論戰時或平時,無論重慶或杭州,二人所談多與金融形勢和孔宋家族有關,他們有共識也有歧異,大致說來,馬激越,而竺平允👨🦯➡️。在陪都山城和西子湖濱,“竺馬對談”演示著那代知識分子的社會情懷👻。他們二人大概誰也不曾料想到,後來接替竺可楨浙大校長職務的恰是馬寅初。當然,那已是新中國初期🧜♂️。
一九四九年秋,竺可楨日記裏開始出現到書店購買列寧👩💼、斯大林著作的記載,如“至東安市場購列寧著《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及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至三聯書店,購得《聯共黨史》”。年底,他開始學習俄文,“晨六點半起,讀俄文半小時”🏃♀️。此刻,他的身份已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大約十年前,竺可楨至翁文灝處晚膳,“到(傅)孟真及(蔣)廷黻,知俄國近年生活仍苦,知識分子不滿,故時時須清黨”(日記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三日)。而此時,藕舫先生已在“悄然轉身”🍾。此後二十余年,他隨時代潮汐而起落,浙大那段經歷淪作前塵往事矣,因而很少再被觸及。（文章來源🚵🏻♂️：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