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校園匆匆忙忙迎來了“文化大革命”後第一批新生🎚。新一屆學生的入學時間是1978年2月🫗。校園裏面滿目瘡痍，全是革命年代的痕跡🧑🏿💻。大字報、大標語掛在墻上飄飄揚揚，毛主席的語錄四處張貼🩲，清晰可見，有如《民族文學》雜誌社的副編審岑獻青所說🧑🤝🧑，“像個來不及灑掃庭院的主人”🖼。盡管“主人”措手不及☢️，新的學生卻在不斷地湧進來。又過了8個月，也就是這一年的10月，第二批學生也進來了，然後是第三批。一個新的名詞成為流行用語：“新三屆”，用來特指這三批入學的大學生。這是相對於“老三屆”來說的⚙️，那是指1966年、1967年和1968年的初中畢業生。他們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紅衛兵的主力橫掃天下，又紛紛落難江湖，漂流四方。現在，他們竟成了大學校裏“新三屆”的主要部分😶☂️。
大學校裏一下子就集中那麽多的人，也集中了那麽多的故事👨🔧。一場空前絕後的考試👷🏽♀️，結果就出來了一群空前絕後的學生🙋🏽♀️。年紀最大的和年紀最小的幾乎是兩代人🚀。不少人已經是父母📻。父母和他們的孩子都去上學🦐。“我總以為我經歷了很多，無論是生活的苦難，還是心靈的苦難”🥬👷🏻♂️，岑獻青說🧚🏼。他在這個春天走進北京大學。他有一個當過偽保長的外祖父，一個地主出身的外祖母🌌。伯父曾經在國民黨政府供職，又在共產黨的政治運動中上吊自殺🧑🏿🎓，母親是右派，父親則是走資派。在拿到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之前，他已經在一個小煤礦裏生活了20年。他就是帶著這些走進北京大學的✌🏼。不料他在這裏卻發現，他所遭遇的苦難🧏🏼♂️，與他的許多同學相比，真是算不上什麽➕。“很多同學所經歷的苦難比我更要深重許多倍✨👦，”他說，“幾乎每一個人都有一段不忍卒讀的👧🏿、充滿辛酸血淚的故事📗™️。”但是🍵🫁，“新三屆”現在不再說這些過去的事了。倒不是不堪回首，而是他們太珍惜現在的生活了🙈🤵♀️。“一種生命的緊迫感驟然而至”，岑獻青在談起那個時候北京大學的生活時寫道，“所有的人都在匆匆地趕往教室，匆匆地趕往圖書館，排著長長的隊伍買中外名著🧔🏿👼🏿，跑到老遠老遠的地方看重新放映的中外電影……就像海綿吸水似的，人們拼命地讀書👨🏻🦯➡️🤦🏻，如饑似渴。”
老師們又回來了🧜🏿♂️。他們面前的這些學生曾經那麽兇惡。給他們戴高帽、掛木牌🤼♀️，強迫他們把腰彎到地面上，把他們叫做“黑幫”、“學閥”👨🦳🐈⬛，或者直呼其名🧱。但是現在，一個個滿臉的求知欲望🖇，又重新把他們叫做“老師”或者“先生”了🧑🦲🎨，重新給他們倒開水了🪷。北京大學的孫玉石先生說：“作為那時給他們上課的教師👨💻，我感受到從來沒有過的講授者和接受者之間所共同擁有的那一份共鳴的快樂。”另一位老師🧑🏻🎤，袁行霈先生說🕵🏽♀️：“我真喜歡給你們上課，當我站在講臺上時🐏，我覺得我就像一個交響樂團的指揮🚣🏽♀️，凡是在我覺得應該有反應的地方，你們都會發出會心的微笑。這種感覺真是太好了。”
各種各樣的“紅衛兵團”全都解散了。新組成的是各種各樣的文學社。起名叫做“早晨文學社”🟪，或者叫做“五四文學社”🤏🏿。北京大學一個欣欣向榮的刊物叫做《未名湖》⛹️🙇🏿。32號樓前辦起了文學社的作品專欄，用的還是那個很朝氣蓬勃的名字“早晨”。每逢吃飯時間🫴，很多人端著飯碗擠在那裏邊吃邊看邊評論。那時候很多學校連個像樣的食堂也沒有。菜真是便宜，幾分錢就買到一大盤，但是卻沒有桌子和板凳。學生們排很長的隊買到飯以後，就把飯碗端在手上🏊🏿，把菜盤放在地下，蹲成一圈，一邊吃一邊說話。同學們之間不談女人或者男人🧽，也不談誰左誰右誰有錢誰有一個好爸爸，“大款”這個詞還要過好幾年才發明出來🙍🏽♂️，大家只談國家的命運，人類的前途🧥，全都是一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樣子🙇🏽♂️。不過，每個人的口袋裏都是空的💆🏽♀️，沒有錢，其中最貧窮的同學已經可以享受全額助學金，每月十九元五角👦🏽。這點錢在買了最簡單的衣食用品之後，就一點也不剩了。有一回北京大學裏的四個學生去逛街🎆🙎🏻，一條街走到頭，卻沒有誰肯掏錢買東西👨🏻🦳。再轉頭往回走，忽然看見新華書店門口推出一輛平板三輪，上面一堆舊書。降價了!大家圍上去，你挑我揀，最後大家一致選定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封底有圓珠筆手寫的字遮在原價處👩🏻🦰：五分。於是大家全都慷慨起來，爭搶著掏錢付賬。然而這時出現了尷尬的事：四個大學生傾囊相湊🧚♂️，居然付不起五分錢🈚️。於是大家扔下那小冊子，仰天大笑離去。這些人全都經歷過窮困潦倒的日子，不僅不會為了這點小事覺得不好意思，還會認為自己是一步登天了👩🏻🦼。就好像岑獻青說的：“誰能告訴我，我是在哪一世修下的福?”
新一代大學生如此這般安貧樂道了幾個星期🕘，就到了3月18日👇🏻。他們在廣播裏面聽到科學老人郭沫若的充滿激情的呼喚：“讓我們張開雙臂，熱烈地擁抱這個春天吧!”大家都覺得一點也不誇張🤏🏻🈶。不過🐿，沒有誰會知道科學大會主席臺後面的那些故事。故事裏的主角是鄧小平🤞🏿🧗🏻♂️，其他角色是***、汪東興那些人。情節挺曲折👨🏻🚒，又很隱秘🥣。直到20年以後☹️，才由一些記者、作家和理論家們把它揭露出來🚤。根據葉永烈敘述，鄧小平的“三一八”講話稿曾由多人審閱🎰👌🏿，亦曾引起批評的意見🕡。比如🧪🤒，黨的副主席汪東興就說過🧚：“這稿子馬列主義水平不高。”汪還批評說🧑，毛主席關於知識分子曾經有過那麽多的指示👧🏿，而鄧小平的講話稿裏面卻不加引用。比如毛主席說過知識分子要改造世界觀，就完全“應該談一下”。有證據表明，鄧小平很快知道了汪東興的意見，但卻束之高閣，還表示他的講話稿“一個字也不要改”。此後又有吳冷西的兩個意見傳來，一個是修改一個標點符號；一個是取消“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這一判斷🧔🏽♀️，改為“我們已經有了一支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隊伍”。吳冷西的意思是，“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隊伍”是毛主席說的，引用毛主席的話比較合適。這顯然出自善意，也許吳是想用一種更委婉的辦法來承認時代的變化👦🏿，但是這顯然不符合鄧小平的本意。幾個月後⛲️🆙，全中國的人都會知道😠，鄧小平不能容忍的，正是用毛澤東的只言片語來約束時代的進步。他在10個月前所說“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其實也就是針對這種教條主義的風尚。但是現在😯，鄧小平對這些事情卻抱著一副隱忍不發的態度🎸，只是就事論事地回答吳冷西⏲📦：“第一條意見🦉😝，接受；第二條意見，不改!”
在這個春天裏，中南海裏的沖突就這樣一閃而過🦹🏻。大家似乎全都感覺到了什麽東西🧛♂️，但又全都繞了過去➕👃🏿。***主席的講話和鄧小平副主席的講話相繼見報，令人驚訝地顯露出重大區別。比如***一味地說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鄧小平卻第一次提出了“撥亂反正”的概念💆。***說🎅，我們要實現的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不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鄧小平卻說，實現四個現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只有一家報紙指出了這些情況👱🏼♂️，還說這是針鋒相對☹️📫。不過，這是臺灣的報紙而非內地報紙。當時內地的輿論並沒有註意到這些🧘🏼♀️，就算註意到了也不會評論🧝🏽♀️，更不會同仇敵愾地指責這是在分裂中央🖌，至少也是製造聳人聽聞的謠言👩🔧。國內的報紙全都沉浸在一派聲光燁然的氣氛裏，根本不會承認一個值得註意的事實：1978年的這個春天💆🏻♀️，乍暖還寒🎡。（文章來源：人民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