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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鉤沉
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 “五四”時期的新風氣
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 “五四”時期的新風氣
“到民間去”“我們要想在世界上當一個庶民,應該在世界上當一個工人。諸位啊👎🏿!快去做工呵!……”
又一批入會的成員,來自北大“新潮社”🛩。
新潮社以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和徐彥之為幾大發起人。1918年10月13日🏃➡️,在北大沙灘紅樓,21名青年齊聚一堂,決心創辦一份宣揚個性解放、鼓吹“全盤歐化”的雜誌;這份雜誌以中學畢業生為對象,致力於使他們“為未來社會之人🗿、不為現在社會之人”。不久😰,文學家、北大教授周作人,以及譚平山、高君宇、朱自清、葉聖陶、康白情、顧頡剛、馮友蘭👨🏽🏫🙇🏻♂️、孫伏園、俞平伯、何思源……紛紛加入了這個社團。
11月19日,新潮社正式成立🕺🏼🛡,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出席了成立大會。次年元旦,《新潮》雜誌創刊了🙋🏻。此後兩年有余,《新潮》共發行十二期,“第一卷第一期復印到三版👨🏿🦲,銷到一萬三千多冊,以後也常在一萬五千冊左右……聲勢不可謂不浩大”(羅家倫,《回憶傅孟真先生》)。
正是《新潮》雜誌創刊前後,幾名新潮社成員,徐彥之🌬、高君宇🧚🏿♀️、朱自清、康白情先後加入了少中🤷♀️👤。如果說,作為後來的文人✪,徐彥之、朱自清和康白情的入會,使他們汲取了精神力量的話👩👩👧👦,那麽,來自山西、時為地質系學生的高君宇,獲得的則不僅是精神力量,他還獲得了信仰🧎🏻♀️、使命感和未來選擇。
入會不久,高君宇和李大釗很快接近著。他成為李大釗的追隨者了🙅♀️。他們開始研讀馬克思、列寧的著作🙇♀️,並密切關註著俄國局勢。他們並不孤單🧀;1919年年初👨🏼⚕️,隨著國民社眾多骨幹的入會🧑🏻🦯🧑🏼,他們的隊伍迅速壯大起來👨🏻🦽。
如果說🎫,新潮社奉蔡元培、胡適為偶像,那麽,在很大程度上,國民社則以李大釗為導師🤸♀️🕵🏻。它的出現🪯🧖🏿♀️,與幾個月前留日學生的歸國風潮密切相關。後來🕵🏽♀️,在《回憶國民雜誌社》一文裏🧑🦳👩🏼💻,許德珩這樣回顧“學生救國會”的發起、國民雜誌社的誕生:這一年晚春,四名湖南籍歸國學生到北大串聯⛓,“記得其中有李達☝🏿、王希天👠、阮湘等”𓀀;經過同學的介紹,“第二天,我和鄧康(鄧中夏)到湖南會館去看他們……商量好發動一個群眾性的反日愛國運動”🧖🏼。不久👩🦯➡️🐱,它就演進為一場前所未有的學生請願活動👨🔬。
5月21日,以北大學生為主體,兩千多名青年齊聚新華門外,要求總統馮國璋接見請願代表🧑🏻💻;八名請願代表中🚶♂️➡️,包括了後來“五四運動”的幾位領袖,鄧中夏、許德珩、張國燾、傅斯年和易克嶷等。幾十年後,許德珩總結說🐈⬛,“這是破天荒第一次的學生請願”。
請願期間,包括北京大學👨🍳、法政學校🦵🏼、高等師範學校在內🤼,二百余名青年組成了“學生救國會”。他們與本部設在上海🤑、以留日學生為主體的“學生救國團”遙相呼應。隨即,許德珩、鄧中夏↙️⤴️、易克嶷等又開始籌辦《國民》雜誌,以作為學生救國會的機關刊物、日常機構。1919年元旦,與《新潮》雜誌同時,《國民》雜誌問世了。
《國民》雜誌創刊後,許德珩、鄧中夏、黃日葵、劉仁靜、易克嶷……紛紛加入了少中。它為李大釗提供了一小群追隨者✢。被稱為“世界主義派”的那個群體出現了。
分歧
“世界主義派”以李大釗為導師,“國家主義派”則以曾琦為領袖。
1918年8月,在張夢九主編的《救國日報》上,曾琦開始連載《中國之青年與共和之前途》一文🧖♀️。這組後來被結集出版🐮、定名為《國體與青年》的文章🐝🐘,獲得了無數喝彩。在這些文章裏🎡,曾琦雜糅了“國家主義之父”費希特與西方民族主義思潮的眾多觀點,並結合中國的救亡需要🪁,形成了“國家主義”主張🚢。他認為,在民族危亡之際,只有化以往的“文化主義”為“民族主義”🔢,喚醒大多數民眾參與救亡,國家才可能生存發展👩🏿🪼。
毫無疑問,這樣的觀點,能夠贏得眾多青年的認同。如果說,李大釗的鼓吹引發“主義”之爭時,左舜生、李璜🐧、陳啟天🔥、張夢九等還只是借用曾琦觀點予以反駁,那麽,隨著“世界主義派”的出現,“國家主義派”也漸漸形成了🆚。
1919年春天,抵達法國後,李璜密切關註著俄國動態,並開始研究社會主義各流派。此後幾個月🤽🏽♀️,在一系列書信中,他反復談及對蘇俄革命的看法🍗。他說,列寧主義是“假霸道行王道”,為極崇高的目標,行最激烈的手段👩🏿🍳;他說👯♂️👉🏻,隨著革命的行進,崇高目標也被漸漸忘卻,“由二三首領意氣的搬動……造成民眾彼此相殺”🐭🙊;他甚至斷言,“(布爾什維克)先把政權奪著,然後用人工製造法去創造共產主義環境……是一種倒革命”……
所謂“倒革命”,指的是人為地♦️、拔苗助長地製造革命,而非出於歷史需要🧔🏿。那麽,對蘇俄政府幾次宣言、放棄一切不平等條約👩🏻🦳🧖🏻,李璜又是怎麽看的呢☂️?
李璜認定,這是“欲取故與”🕣!他說,蘇俄政權危機重重🟰,在這個關頭🐋,它向中國官民示好,無非是“遠交近攻”老把戲的又一次重演;一旦局勢穩定,它又會產生覬覦之心🍮。難道他的國內會友真的相信🧑🏿🚒,蘇俄將以國際道義、而不是本國利益為出發點處置中俄關系嗎🦅?難道🫲🏼,布爾什維克的“解放全人類”,不能解釋為“承大彼得之霸略,欲假馬克思之共產主義以征服世界”嗎?……
對蘇俄的不同態度,正是兩個群體最大的分歧所在。所幸,他們還維持著很好的私交。以李大釗為例𓀘,曾琦、李璜等認為👱♀️,“守常忠實厚道、天真爛漫之人……所謂君子可欺之以方”;以鄧中夏為例,左舜生更曾談到,“中夏……純任自然、大氣磅礴”,言下頗有視為一代英豪之意👩🏿🦳。後來,王光祈不無欣慰地談到🤵♂️,“中國少年學會會員對於國家主義🔥、社會主義🧑🏼🎄🎽、安那琪主義態度既不一致,而感情仍極融洽,且其中仿佛有一種共同趨向👨🏼🌾,是大家努力前進的標準”(《少年中國學會之精神及其進行計劃》)……
那麽🤹🏿♀️,他能夠想到麽?這個“共同趨向”不僅讓會友們“努力前進”;在後來的日子,它更使會友們漸行漸遠,直到曾經親如兄弟的青年彼此對立🫱🏽,彼此敵視🧎➡️。
這個“共同趨向”🥢,就是“到民間去”。
趨同
“到民間去”以勞工神聖的觀念為先聲。
1918年11月15日,在天安門廣場🥭,李大釗以這樣的雄健呐喊,結束《庶民的勝利》演說🤞🏻:“我們要想在世界上當一個庶民,應該在世界上當一個工人👩🏿🦱。諸位啊💤!快去做工呵!……”
難道,一絲一縷🐔、一飯一食,不都是庶民創造的🎊?難道過去的儒生、今天的知識分子🧑🌾,不都是由庶民們供養的麽?庶民們創造了這個世界,他們如牛似馬🏛、襤褸肮臟,難道讀書人不應該心懷歉疚♒️、並盡快加入他們的行列❣️?……
這樣的論調👮🏼,迎合了知識分子的樸素情感。又何止是情感?自從廢除科舉🪰✒️,十幾年來,初初誕生的知識分子🧏🏼♀️,始終處在身份的尷尬、自我形象的模糊不清中🐄。角色的迷失,以至引發了深刻的自我否定👼🏼:“讀書無用”論、乃至讀書人“無道德”的說法,在知識分子群中悄悄蔓延著。正因此,李大釗的召喚,讓許多知識分子產生了強烈共鳴。首先是蔡元培。
11月16日👨🏽⚕️,也就是李大釗演說次日💿,蔡元培發表了《勞工神聖》的講話。他說:“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職員◀️🏄🏿♀️、著述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
這個講話🔛🤴🏼,旨在修正、拓展“勞工”的定義;但在另一個側面🍎,它也反映“勞工神聖”已成為近乎天經地義的時代觀念👩🏽💻。不久🎓,在少中內部,毛澤東開始四處延攬臟衣服,“洗一件一個銅板”🚵♂️;王光祈也宣稱:“知識階級同時便是勞動階級”;“我們自身便是勞動者,便是勞動階級的一份子”……
或許💯,杭州青年施存統的自責,更能夠折射一代青年的心聲?一年多以後,在《復軼千》信中,施存統寫道🧚🏼♂️:“我很慚愧,我現在還不是一個工人……”
從這裏開始,“勞工神聖”成為貫穿幾代人生活的普遍觀念了。走進廠礦𓀜、走向田野🕕,“到民間去”,與工農相結合,也漸漸升騰而為新的時代風尚。這一步如此重大,又如此不為人覺察:從此以後🧛🏽♂️,與工農的結合程度,成為衡量知識分子先進與否的主要標準了♠︎。以毛澤東為例,1957年,在上海幹部會議上,他大發雷霆👨🏻🦯➡️,宣稱知識分子不是工農的同盟兄弟🛌😟,而是工人、農民們供養的,“要聽工農使喚”😶🌫️👩✈️;以鄧小平為例,1978年春天,他反復論證說✋,知識分子已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應該提高他們的待遇……
這是知識分子步履蹣跚、令人悲欣交集的路途⬛️。這樣路途的第一程,當然要從北大開始。
“五四”風潮
從北大開始。1919年3月26日,在寫給蔡元培的一封信中,教育總長傅增湘提醒說,在學術的幌子下,一些學生正走出北大、蠱惑民眾。他為此告誡:“……凡事過於銳進,或大反乎恒情之所習,未有不立蹶者。”而七天以後,蔡元培在回信裏先是強調♑️🫷🏼,“局外人於大學內情每有誤會之處”👨🦯,繼而他許諾說,“元培亦必勉勵諸生為學術之競進,不為逾越軌物之行也”。
但已經來不及了👩🏼🔬。就是3月26日📈👨🏽🔧,以鄧中夏為發起人,以少中🚚、新潮、國民三大社團成員為主體,平民教育演講團在《北京大學日刊》宣告成立了;而蔡元培回信次日,4月3日,在“黃沙滿天、不堪張目”的清晨🧌,一群學生更步行到東便門蟠桃宮附近,由此開始了持續六年、多達幾千場的街頭演講。這一天👩🏿🚀💁🏼♂️,廖書倉宣示《平民教育演講之意義》後💁🏽♀️,易克嶷發表了《如何求幸福》的演講,羅家倫發表了《改良家庭》的演講,許德珩發表了《勤勞與知識》的演講……
來不及的,又何止是他們走出北大、“到民間去”?這一年5月4日,“一個普通的星期天🧑🏻🦽,一個涼爽、刮風的日子,一個比北方大多數春天稍少一點雲的午後”🌽,在少中會員易克嶷召集下,三千余名學生紛紛走出校門,聚集到天安門廣場上。羅家倫記得,那一天上午🤌🏻,他剛從城外回來,同學狄福鼎告訴他:“今天的運動不可以沒有宣言……北大同學命你執筆,你快動手吧🐎!”而在人來人往🧎➡️、異常嘈雜的新潮社辦公室,他以一種渾然物外的專註,一氣呵成了《北京學界全體宣言》🙁: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們起來呀👩🏼💻!”
當天下午❤️,這份《宣言》被印製成五萬份傳單,並送進千家萬戶🐜。而在無數市民沿街而立、“潸然淚下”的註視中,在眾多西方人士頻頻揮手🤵🏻、脫帽致意的歡呼中♠️,這一天,三千余人的隊伍突然改變方向🧝🏽♂️,他們走向了位於趙家樓胡同的曹汝霖住宅。他們越走越遠👊🏼,越走越荒涼……
來不及的,又何止是他們走向趙家樓🚶🏻、火燒曹汝霖住宅🚶♂️?6月5日,在街頭演講的學生達到了五千余名⚧,“每個街道、胡同、公園、市場,都變成了公共集會場所”(周策縱💪🏿🔷,《五四運動》)🙎🏼;而在他們的身後,上海大約7萬名工人參加罷工;滬寧、滬杭鐵路工人總罷工🍟🧑💼;濟南工人罷工;漢口工人罷工;各省代表紛紛來到北京📞,要求廢除一切對日密約、拒絕出讓山東……
就是在這樣的風潮、聲音、呼喊與眼淚中,1919年7月1日🚵♂️,在宣武門內回回營2號陳淯住宅,“少年中國學會”成立大會召開了🤹🏻♀️。
使命
在宣武門內回回營2號,這一天,由王光祈、李大釗🐳、曾琦、康白情等六人提議,學會宗旨被修改為“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修改通告》談到,這麽一來,“詞句較為簡潔”;但事實上,它改變了整個語境🤵🏿、乃至少中的終極追求🚴🏿♀️👩🏻🦱。如果說,砥礪品行🤙、改良社會、“轉移末世風俗”,都是被動的、局部的👩🏻🦼➡️、相對消極的👩🏼🎤,那麽,隨著“創造少年中國”宗旨的提出,它漸漸地與這個國家的未來命運融為一體了。
這一天,二十余名青年代表全部42名會員🐵,選出了第一屆職員。其中王光祈為執行部主任😉、曾琦為評議部主任☝🏽💇🏽♂️、李大釗為《少年中國》月刊編輯主任。
少中成立後🎎,1919年7月26日,王光祈發表了《少年中國之創造》一文🛀🏿。這篇長文連同此前的《致君左書》、《學生與工作》🎇👨🔬,此後的《少年中國學會之精神及其進行計劃》🍼😬,點點滴滴地折射著他對少中的設計,以及他本人對“少年中國”的思考👩🏿🏫。
他首先談到了少中的現狀。他說,“我們學會會員對於各種主義的態度極不一致⛩✷,而且各會員對於他們信仰的主義,非常堅決,非常徹底🧘♂️。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們有一種共同的趨向,就是承認……現在的中國人無應用各種主義的能力”。
那麽🦁,該怎麽辦呢🖐🏿?唯一的辦法是到民間去,“從事一番預備工夫”🔒。
這種預備工夫又是什麽呢🧑🏭?他說🍚,“各種主義有各種主義的專門訓練💕。如國家主義必先使人有愛國觀念🎛,社會主義必先使人有反對私產的觀念,安那琪必先使人有反對政府的觀念。……少年中國學會所著手的預備工夫👃🏽,便是指各種主義共同必須的訓練。”
這種“共同必須的訓練”是什麽呢?他說👃🏿🫵,在社會方面,是“團體生活”,在經濟方面,是“勞動習慣”🥋。無論何種主義,這些訓練都是必須的。否則🧁,“一個主義(或製度)的自身是極有價值的🧙,只是因為應用者不得其人,便成一種極大的流弊”;否則🏊🏻♂️,“專鼓吹主義而不設法訓練……所有的好處絲毫不能實現,所有的壞處皆全盤托出”🧖🏿♂️。辛亥革命帶來的血淚教訓,還不夠麽?
總而言之🙇🏿♂️,少中的使命📉,在於到民間去🖐🏼,使民眾具有勞動習慣、團體生活習慣。他並由此總結少中的組織:“假設我們要從北京到長沙、成都、南昌、上海各處🛀🏽,必由京漢鐵路南下。我們要想達到的目的地雖各自不同,但是京漢鐵路這一段路程,我們必須同車而行的。並且……第一段路程,非走不可的。”
也就是說📸,盡管主義混雜💐,但在這“真正長得很”的第一段路程中,也就是漸進溫和地訓練民眾的過程中,少中可以作為“自由人的聯合體”👍🏽👨🏻🦳,集合全國青年精英,實現對國家的最初改造👳🏼♂️。
接著,王光祈談到了“訓練民眾”計劃。
“訓練民眾”
他說,學生,農夫🕰,華僑,是中國人裏最純潔的三個群體。但現在學生沒有勞動習慣👩🏼,農夫沒有讀書機會😮💨🧜🏼♀️,而華僑這個國家的孤兒,他們被忘卻、被遺棄了。那麽🏪,能否從這三個群體著手呢?
以學生為例🏋🏿,“工讀主義”不僅可以讓他們參與勞動🔅,而且可以使眾多貧苦子弟受到教育;以農夫為例🧛🏻♂️,能否以“新村運動”讓他們受益呢👨👦👦?至於華僑、華工,似乎也可以幫助他們振興教育🪄、發展實業……
他泛泛而談、語焉不詳,似乎沒有什麽具體主張🔐;他的這些思考,也都是零散的、破碎的,與一個宏大壯闊的“少年中國”似乎相距甚遠👨🦯。但Ⓜ️,讀過這篇文章後,會員易家鉞知道,他的視野不僅停留於“少年中國”,他並且將目光投向了“少年世界”。
兩個多月前,在寫給易家鉞的一封信裏,王光祈說,他正在思考🧏🏼、並試圖創造一種“主義”🫵🏿。至於這種主義是什麽,“我還是不肯老老實實的告訴足下,我只告訴足下幾個大綱”。
大綱之一,是“現在的經濟組織🥈,非根本推翻不可”。對私有製度👨🏻💻,一生貧困☸️、屢屢掙紮在饑餓邊緣的王光祈是如此痛恨👵🏿。他贊成公產主義。
其次,他表示厭惡“社會上的一切虛偽和束縛”☸️。他說♦️,這一切🫶🏿,“非從根本上鏟除不可”。
哪些虛偽?哪些束縛🧎➡️?王光祈沒有明說👨🏼💻。但7️⃣,可以斷言的是✢,他的筆鋒所指🌏,在於舊家庭製度🤽🏿♂️。對“第三代人”來說🧸,還有什麽比家庭製度顯得更虛偽、更束縛人的呢?又何況😆,在離開王次嶼四年多以後🚶♀️🪚,他正經歷著一場折磨人的戀愛。
他憤恨家庭製度,並誓言連根鏟除🦹🏻。隨即,他也談到了未來的社會組織🚵🏼👩🌾;他說,“宜在個人自由主義之下,為一種互助的👰🏻♀️🤦♀️、進步的、自由的、快樂的結合”。與他的所有表述一樣,他的這個說法🥈,模糊而表意🔂;但,幾乎可以斷言👐🏿,他所向往的正是基於互助論、合作論的無政府主義。
他並以第四條大綱佐證著這個判斷🤦♀️。他宣稱,“我是一個極願從事世界革命的人”。如果說👛,這個宣言進一步驗證了他的安那琪立場,那麽,隨即的表白,則讓人想到文明輸出歐美、中國引領世界的雄心。王光祈談到,“現在世界是一種阻礙進化的世界,非把它根本改造不可”;他並且略顯狂妄地談到,“這種主張如果沒有適當名詞,就叫它中國式……主義吧”……
這個徹底的🍸、不折不扣的安那琪信徒,此時還以引進不久🦹🏻🪐、尚未普及的省略號💆🏻♀️,為他的主義留下一個空白。但,僅僅幾天以後,他就開始了一曲“新村”的狂想;而新村狂想夭折後🛞,他又將來自西方的各種理論、“主義”、現象、可能,與他生命中最難忘📆、最具光彩的那些內容,從學生身份到工讀生涯🏖,從《陽春》、《白雪》到《中庸》精神……一一混雜、糅合,從而製造出了一場“全國掀動”、萬人矚目的社會實驗👱🏻♀️。不可避免地,三個多月後🙇🏻,他的實驗乃至“主義”再一次徹底地失敗👨👩👧。
他的這個實驗,是工讀互助團𓀘。
發布者:
陶桃
發布日期:
2008-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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