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燕京大學的父親和靈魂

燕京大學校長的最佳人選

　　1918年🕖，出生在中國杭州的美國人司徒雷登在南京躊躇滿誌地度過了他人生中的第42個生日。他有理由躊躇滿誌，因為從他1905年開始在中國傳教以來的活動以及收到的效果，不僅讓他所隸屬的美國南北長老會對他刮目相看，而且也在中國獲得了廣泛的聲譽。也是在這一年🦵🏿，位於北京的兩所教會大學（匯文大學和協和大學）籌劃醞釀已久的合並初步達成了一致👨🏽‍⚖️⚆。司徒雷登從來沒有想到，他之後的命運會與這所合並而成的燕京大學緊密相連◽️，甚至可以說是合二為一，彼此之間可以互為代名詞。然而，在當時別的人看來，出任這所還是將來時的燕京大學校長的最合適人選，則已經是非司徒雷登莫屬了。

　　當年“學生誌願參加海外傳教運動”的領袖羅撥·史庇爾（Robert E. Speer）認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國👆🌱，於在華傳教人士中對中國青年最具影響力，而且才華與學養出眾，思想開朗，中外人士都心儀其人”。因此他“判斷”：“司徒雷登是‘北京大學’（後改名燕京大學）校長的最佳人選👩‍🍼。”基督教青年會國際協會副總幹事布魯克曼（F. S. Brockman）則推薦說：“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會機構𓀜。他出身中國，此為其他同行所望塵莫及🏖♣️。他中文與英文都運用自如，而且深諳中國文學，可稱一時無倆🧑🏼‍✈️。他的心靈也屬難得的品質🧜🏿。我相信他舉世無仇敵。在未來的‘北京大學’裏能調和中外，折衷新舊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1918年的下半年，美國南北長老會正式向司徒雷登下達了命令🔇，讓他去籌辦“一所新的綜合性大學”。但是司徒雷登本人對於這項任命卻並非心甘情願💏，在他後來的回憶錄中🙎🏼，他說🤸‍♀️：“……我實在不願意去。我對金陵神學院的工作十分滿意🛫，在教學和研究工作方面已經得心應手，而且正在從事幾項寫作計劃👩🏿‍🌾。”他的許多朋友🎫，也認為那幾乎是個“無法收拾的爛攤子”🙋🏽，並且勸他不要去。但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哈利·盧斯博士（即美國著名的《時代》周刊創辦人亨利·盧斯的父親）卻對他表示了支持，但是他同時提醒司徒雷登⚜️，在他應聘之前👩‍🦯🐣，應當仔細審查經費方面的問題。

　　我們可以從一位燕京老教師的回憶中體會哈利·盧斯博士的提醒的深意。包貴思女士（她是冰心先生的老師）在她寫於1936年的《司徒雷登傳略》中回憶🕐：“那時的燕大是一無可取。我們很局促地住在城內，有教員也沒有設備……學生不到百人，教員中只有兩位中國人（陳在新博士與李榮芳博士）🤸🏼‍♂️。許多西方教員，不合於大學教授的條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經費有一半是落空的”6️⃣⛹🏿。

　　雖然司徒雷登對於這突如其來的任命並不情願，但是他並不是個畏懼困難的人🙎🏽‍♀️🧜‍♀️，同時👳‍♀️，作為一個出生在中國並對中國有深厚感情的美國人，他認為創建一所新大學，可以更好地服務於中國，而且這個任務跟他服務於自己的祖國美國也沒有什麽沖突。司徒雷登接受了聘請，但是同時約定：他不管經費的事情🚣🏿‍♀️🚳。

美麗的燕園　　

為燕京大學尋找新的地址

　　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正式走馬上任，出任燕京大學的校長。6月份他到達北京，遭遇了他上任之後的第一次尷尬。那時候♌️，五四運動結束不久，但是學生運動依然還是此起彼伏🐚。在6月2日👃🏿、3日、4日🈁，學生遊行示威的活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前後有一千多名學生遭當局逮捕😦。按照計劃🍫，司徒雷登應於6月8日跟學生們正式見面，算是新校長的就職典禮🚴🏻‍♀️。不巧的是那一天政府釋放了被捕的學生。本來就少得可憐的沒有被捕的燕大學生🐁，都滿懷熱情地跑到大街上去歡迎英雄們的光榮出獄🫱🏼，誰還顧得上這位上任之初的司徒校長？

　　不過🪃，讓司徒雷登頭疼的不是這突如其來的尷尬🪜，這種局面對於熟悉中國形勢的他來說🍸👷🏽‍♂️，也許是意料之中。

　　雖然一開始曾經約定他不負責經費的問題，但是他一旦坐上校長的位置🍠，這個問題就會來困擾他。在他後來的回憶錄裏，他回憶到：“當時學校一點現款都沒有。”而學校當前的情況卻需要更換一個更適合發展的校址，不然燕京則沒有辦法發展🤳。根據司徒雷登的學生韓迪厚回憶🚵🏿‍♂️，1919年的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學是這樣的景象🐑：那裏有五間課室。一間可容一百學生的飯廳，有時用這間大屋子開會，也有時用來講道🧘。還有三排宿舍，一間廚房，一間浴室，一間圖書室🙎，一間教員辦公室。另有網球場和籃球場。此外剛弄到手一座兩層的廠房，原是德國人建的🏋️‍♀️💁🏻‍♂️，可以改作課堂和實驗室。

　　沒有辦法，只有自己來。那個不負責經費的約定對於他來說，不過是一紙空文。他開始在老朋友哈利·盧斯博士的幫助下募捐資金🫅。募捐資金難免遭逢尷尬和白眼🐐，但是司徒雷登覺得🐁，即使募捐不成，那麽也要和對方交為朋友🔀，以便之後燕京大學的道路能夠更加順利。不過，他內心深處的感受🎸，則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他曾經感嘆🦴：“我每次見到乞丐就感到我屬於他們一類🥁。”如今美麗的燕園還在，只不過已經更名為北京大學🐃。司徒雷登是怎樣找到了這個地方？又是如何把它變為燕京大學的新校址呢？在他的回憶錄中，司徒雷登記載了他尋找校址的過程：“我們靠步行，或騎毛驢🙎🏻，或騎自行車轉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塊適宜的地產。一天我應一些朋友之約到了清華大學堂🫂，其中一位朋友問道🏚👷🏽‍♂️：‘你們怎麽不買我們對面的那塊地呢？’我看了看🧑‍🤝‍🧑，那塊地坐落在通往頤和園的公路幹線上，離城五公裏，由於那裏公路好走，實際上比我們察看過的其他地方離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這裏靠近那在山坡上到處集簇著中國舊時代一些最美麗的廟宇和殿堂，並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司徒雷登看上了這個地方，他找到了這塊地當時的主人——山西督軍陳樹藩👨‍👨‍👧‍👧。在和陳樹藩交涉的過程中，司徒雷登顯示出一如平常的那種非凡交際能力🕖🧑🏼‍🏫，結果🧑‍🌾，這位督軍僅以六萬大洋的價格把這塊地讓了出來，不僅如此🛀🏻，他還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項捐作為獎學金。但是司徒雷登的本領當然不僅僅表現在募捐上和尋找校址上👇🏽，否則，他僅僅稱得上是燕京大學的一位精明的管家，而不會成為它的靈魂人物。

司徒雷登在燕園

哈佛燕京學社

　　過去的大學校長🏃‍♂️‍➡️，往往把學校內知名教授的數量看得比什麽都要重要。清華大學的校長梅貽琦先生曾經說過一句非常有名的話：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有大師之謂也。與之相比，司徒雷登沒有說出過這樣的名言警句🧑🏼‍🎓，但是在他心裏對於這一點卻深以為然。在燕京大學初創時期♓️，他延請到了劉廷芳和洪業兩位名師，在他們的協助以及影響之下，一大批學術大師紛紛奔赴燕京，到上個世紀20年代🙋🏽，燕園之內已經是名師雲集🙇🏽‍♂️，國文系有顧隨、容庚、郭紹虞、俞平伯😌、周作人🏮⛹🏽‍♀️、鄭振鐸等人，歷史系則有陳垣、鄧文如🛩、顧頡剛等人，哲學系則有張東蓀等名宿……名師出高徒，雷潔瓊、冰心、費孝通☝️、侯仁之🧑🏿‍🚒🧑🏿‍🦰、王種翰等等👯‍♀️👨‍🦯‍➡️，都是那一時期的學生。

而真正讓燕京大學躋身世界一流大學地位的，則是哈佛燕京學社的建立📰。上世紀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國鋁業大王霍爾（1863-1914年）有一筆巨額遺產捐作教育基金🧖🏽‍♀️，並聲明遺產中一部分用於研究中國文化🕰📚，由一所美國大學和一所中國大學聯合組成一個機構🧑🏿‍🦳，來執行這項計劃。起初遺囑執行機構選了美國的哈佛大學和中國的北京大學，但司徒雷登設法成功地說服哈佛大學與燕京大學合作👐，於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學社，並設立燕京學社北平辦事處。司徒雷登回憶這段往事的時候說：“那是一次可怕的經歷🔮，弄得我十分緊張，心裏為自
己事業的前途擔憂，連吃的東西也顧不上看一眼。

　　

出任大使晚景淒涼

　　我們可以註意司徒雷登在哈佛燕京學社成立之後所說的那句話，在說那句話的時候，他完全是以一個中國人自居並為此感到欣喜。事實上也正是如此，他不僅把燕京大學看作自己畢生的事業💡🫅🏿，更是把它看成是中國事業的一部分，認同這所大學是“中國人的大學”。也正因為如此，司徒雷登在當時的燕大師生當中受到極高的推崇👩🏽‍⚕️。而由於燕京大學的成功以及它的影響🚶🏻‍♂️👩🏽，司徒雷登在中美兩國的聲譽也在上個世紀中葉達到了巔峰。

　　有一件事特別能夠體現燕京大學以及司徒雷登在當時中國的影響。1935年，那時候的燕京大學已經享譽國際，當時對於政府的一些部門來說，它並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有一次司徒雷登發出了這樣的抱怨，蔣介石知曉之後，立即為司徒雷登在南京勵誌社安排了一次演講🧒🏿👷‍♂️。那次演講📼，蔣介石臨時有事⬇️，未能參加，但是在當時的行政院院長汪精衛的率領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張群、何應欽、陳誠在內的各院、部和三軍負責人近200人出席了這次集會⏯。在這次演講中，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學的種種狀況介紹給當時的官員，以至於此後的燕京畢業生在應聘政府職員的時候👪，政府部門都不得不對他們青眼有加。

　　司徒雷登對於學生更是像一個慈祥的長輩，在燕京學生人數較少的時期，他能夠準確地說出每個學生的名字🛌🏼。後來學生逐漸增多，但他依然努力做到這一點🂠。當時燕京有個規定🚴🏽，未名湖裏禁止釣魚👩‍🦽‍➡️，但是有個學生忽視了這個規定，正當他手持魚竿在未名湖畔悠然自得的時候🍣，一個慈祥的聲音在他身後響起來👨‍🦱：“這湖裏面的魚不錯吧✋？”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司徒雷登也在考慮著是否把他經營了許多年的燕京大學遷往後方，但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他決定讓這所大學留在北京。他迅速地在燕園升起美國的星條旗🍰，以表示此處屬於美國財產🙎🏼，又特別在大門上貼上公告，不準日軍進入。司徒雷登本人並不認同共產黨，但是就是在這樣的時期👰🏽，抗日刊物以及各種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依然在燕京大學裏正常地得以出版🐚。燕京大學的校友、旅加拿大學者林孟熹在多年之後發出這樣的感嘆👔：“星條旗啊🧓🏻！多少年來你曾在這塊土地上留下令《獨立宣言》蒙羞的可恥記錄🤴🏿，可這一次卻讓你頓增光彩。”由於司徒雷登這種兼容並包的胸懷，在那段風雨如晦的歲月中🕵🏽，抗日救亡的呼喊得以在這個由美國人創辦的教會大學中發出了時代的最強音。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毛澤東主席在重慶第一次見到司徒雷登，就滿臉笑容地對司徒雷登說“……久仰！久仰💇🏽‍♀️！你們燕大同學在我們那邊工作得很好……”

　　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仿佛就是一體。那所由他的朋友們捐贈給他作為居所的庭院，位臨未名湖，冰心先生給它起了個詩意的名字：臨湖軒🙁。但是司徒雷登並沒有一個人獨享它，而是作為學校的辦公地點，所以，很快地🛠，這座庭院成為了燕京大學的標誌🧑‍🎨。每年的6月24日💔，燕大的學生必定來到這裏🔔，給這位受他們尊重的校長祝賀生日👳🏼‍♂️。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在這所庭院離開人世，她的墓地成為了燕大校園中的第一座墳墓。也許🥻，從那個時候起👲🏼，司徒雷登就跟燕京大學融為了一體💂🏽‍♀️。

　　他本來應該一直生活在這個美麗的校園裏，但是在1946年𓀋，他做出了出任美國駐華大使的選擇🩶。在他即將離開北平的時候🐦‍⬛，在某個中美聯誼會為他舉行的歡送會上🔈，他突然發現了已經認識了多年的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在他的即席發言中🤯，他把自己與胡適作了一番比較，他說🧑🏿：“他幸運地辭去了出使國外的使命（指胡適辭去了駐美大使的職務），返回了北平當大學校長🙇🏻，而我卻要離開這最可愛的城市和那令人滿意的事業，去從事一項前途未蔔的使命🚴🏼，而這正是胡博士所避開的。”不過，燕京大學校友林孟熹對此則有不同的回憶。

　　林孟熹曾就司徒雷登出任大使請教當時燕大政治系主任兼校務委員會成員陳芳芝，陳芳芝回憶說：“在離開燕園赴南京就任前夕，司徒雷登曾經對他說：‘出任大使是為了謀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環境下🙎🏿‍♀️，燕京大學才能生存和發展。’”

　　但是長於治校的司徒雷登對於政治顯然沒有對於教育那樣了如指掌🐪，這段大使生涯讓他感到心力交瘁。他想一碗水端平，因此得罪了他過去的老朋友蔣介石，以至於1950年司徒雷登的75歲壽辰，當時國民黨政府駐美大使顧維鈞請示蔣是否以蔣的名義贈送鮮花🏌🏿，蔣冷漠地回答：不必了🤵🏿。甚至他昔日的學生們，也不能完全了解他的一片苦心。據林孟熹回憶👨‍👦‍👦，1948年5、6月的一個下午📵，燕京的學生代表在臨湖軒就中美關系和美國對華政策交換意見，氣氛劍拔弩張，因為燕大過去給他的教育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隨著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國對華政策的徹底失敗🧑🏽‍🎨，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回美國的飛機，離開這片他曾經生活了50年並曾經深深熱愛過的土地。在飛機上💇🏻，他看到美國國務院發表的《白皮書》，在那裏面，司徒雷登完全成了一個美國對華政策失誤的替罪羊😉。而在大洋彼岸的這一側，毛澤東主席則發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3️⃣：《別了，司徒雷登》。這位老人再也支撐不住👷🏻‍♀️，一下子中風臥床不起🤳🏽。在他身邊的，只有過去一直支持他的秘書傅涇波。這個富有傳奇色彩的中國王公的後人👩‍👦‍👦，在司徒雷登臥床不起的日子裏，體現出他一如既往的君子之風🎁，像一個兒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邊。恐怕也只有他🤵🏿‍♀️，能夠體會司徒雷登此刻心情的荒涼🛹。

發布者: 陶桃發布日期: 2007-09-17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