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種暗喻。麻省理工學院校慶時主席臺上只有兩個座位，坐著校長和劍橋鎮鎮長；中科大的一次校慶，7排坐位的主席臺坐滿了100多名現任離任的官員。校長朱清時不能不感慨🙅🏼👨🏻✈️，這就是兩種不同的文化。 “‘官本位’體製極大挫傷了廣大科研人員自主創新的積極性，也造成學術腐敗和浮躁現象。”全國政協茅玉麟委員的感言🐰，至今已覺不新鮮🤳🏽。為科技創新創造更好的環境👨🏽🏫，掃除“官本位”攔路虎🤾🏽，委實不像掃地除塵那般輕松和愜意。（2007年3月16日《中國青年報》） 如果說🎤，支撐我國的教育🧙♀️、科研、學術大廈的💁🏿♀️，有一個基柱，那就是官本位，如果有兩個基柱，另一個仍然是官本位。以行政權力決定一切國民經濟資源配置的長期計劃經濟體製，使本當獨立自主的教育學術園地，也只能成為權力役使下的後花園🏇🏿。既如此，一切比附於官僚體製👨🏻🦼，從學校的級別、領導的職位、教授享有的待遇、科研項目的立項、資金的分享、學術成果的評估🧓🏻、檢驗以及獎懲等，都是官本位下科層體製機製的翻板。“學而優則官”，學術資源按“權”分配，學術成果論資排輩，學術評定考核誰的權大誰說了算，自然成了學術園地的尋常風景。 官本位與學術就這樣尷尬的扭結在一起，不僅使學術攀附權貴，學風浮躁🌃🤷🏼，失去獨立自由的品性，窒息著創新創造的靈魂，以至於導致學術思維和創新能力的矮化🧙🏽🤏🏼。同時，也誘惑著更多的新生代朝著官階攀緣，使學術後繼乏人，面臨荒漠化的風險。國內一家大型國有企業為下屬研究院所的青年技術骨幹規劃職業生涯時🔄，只有一個人選擇技術路線，其余的人都選擇“走行政”。一家知名科研院所的年輕科研人員很有研究前途，當聽說上級要選拔一個行政部門主任時，毅然決定報名競聘。其理由🧖🏽♂️🔻，當官的感覺多好，別人都圍著你轉。 其實🧖🏿♂️，官場與學術原本就不是“同路人”🤸🏼♀️，既不同姓🆔，也不同宗，甚至連性格脾氣都不同。比如🏄，官場要政績第一，一屆三五年，不出政績不行🍽，要快出政績要出顯績，就不能文火熨粥🕋🤲🏽，而要急火熬煎。“學官”自然也不能例外，你要出政績🫸，就得圍著上級轉，做給領導看，就必是疲於應酬🏸，做盡表面文章，而無暇“業務”😛，無心鉆研，無意創新。 學術則不然♿，需要屏心靜氣，板凳要做十年冷🤾🏼👮🏿。因為沒有積累就沒有融匯，沒有吸收消化🖖🏿，就沒有反芻創造，也就沒有推陳出新。空缺了兩年的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今年頒發給了南京大學固體微結構實驗室閔乃本等5位教授🏇🏽。他們之所以取得介電體超晶格研究的國際領先水平🧑🏼🦳，從1986年至2005年，用了整整19年的埋頭苦幹，心無旁騖。事實上🫷🏼，75％以上的項目經過5年以上的科研攻關🩰，37％以上的項目經過15年以上的長期研究……15年，對於科學事業是長青的，但對於官場來說卻必死無疑𓀂。 可悲的，官本位決非只是一種行政管理機製體製，而早就積澱成了一種文化，一種心理認同，乃至於成了群體共有的思維方式和習慣性的行為方式。官場文化中的高度組織化的科層秩序，“上命下從”的行為模式，“官大一級壓死人”的文化生態，同學術必須恪守的自由👩🦼➡️、平等、敢試🌂、敢闖的性格，不怕挫折失敗的勇氣毅力，不拘一格、充分張揚的持立獨行，形成了尖銳的沖突和對立🖤。官本位文化對於學術人的浸淫🥅，幾乎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老一代科學家周光召曾經說過，搞科研和做官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價值觀，這兩種價值觀很難在一個人身上體現。既想當官又想搞科研🚶🏻➡️，肯定什麽都搞不好👷🏻♂️。 怎麽辦🦵🏻？為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計，為科技事業的繁榮昌盛計，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計👩🏿🔬，就不得不做出取舍和決擇：搞科研的不當官，當官的不搞科研。甘蔗沒有兩頭甜🫷。為此🙅🏼♂️，就必須從根本上解除官本位對學術的羈絆和束縛💂🏼♀️🆕，改革科技評價機製，革去壓在科學家頭上沉重的“烏紗”，把真正矢誌於學術的科學家們👨🏿💼，從官僚桎梏中解放出來。從1989年香港高校參與評審以來，單是國家自然科學獎一個獎就已經拿了10個的香港大學📤，該校校長徐立之說👩🏻💻，“我們就是希望營造這樣一個氛圍🤜🏿，讓老師按自己的興趣工作👨👩👧。” 讓學術的歸學術😑，讓官場的歸官場。說難也難，說易也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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