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是中國現代影響最大的教育家之一，也是新文化運動中一個派別的領袖。1919年7月，胡適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1]一些學者認為他反對一切理想，反對一切主義，對他提出批評。胡適說這些學者誤會了🧳，他並不反對一切主義🧑🏼🦰🪞，而且非常重視理想的作用，“極力恭維理想”。[2]那麽👩🏽🍳，什麽是胡適當時的理想?什麽是胡適的主義?這是本文試圖探討的一個問題💆🏽♀️。
現在二十世紀即將過去👊，世界各地的巨大變化給新文化運動中不同觀點的合理性問題提供了許多出人意料的回答👨🍼。在這樣的情況下💁🏿♀️🤾🏼♀️，本文重新研究胡適當時的主張🧜🏿♂️，重新討論教育家和知識分子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應起的作用，希望能夠得到一些新的認識🧑🎓。
一🧚🏿、“再 造 文 明”
胡適的理想是民主主義。他在美國學習和生活多年🪞，學過美國政府和政黨課程，1912和1916年大選他都到競選集會和投票站調查，他還是美國學生組織的骨幹🦵🏽。胡適是當時最了解民主主義理論和實踐的中國人之一。鼓吹“民主”和“科學”的新文化運動興起的重要原因，是對袁世凱等人反對民主，企圖復辟帝製的行為進行批判☞。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誌》創刊是新文化運動開始的標誌🐨👨🏻🍳。比《青年雜誌》創刊還稍早一點，在這年的9月1日🫰🏼，胡適就在美國用英語發表了《中國與民主》🦉🔯，對袁世凱進行猛烈的抨擊。他寫道🫠：“少年中國信仰民主”🅿️，袁世凱稱帝的企圖“將不可避免導致他最終的垮臺😢🪁。”[3]
胡適指出：“中國從來就沒有過民主”。[4]民主是人民作主👧🏿，是由人民中的多數決定國家或其他事務🔊✂️。這樣的思想最早產生在古希臘🪇，然後在西方發展，是中國傳統文化所沒有的。中國古代有“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的主張。[5]但民主是多數人作出決定🤟，而不是聽取多數人的意見。專製統治者也可以先廣泛聽取意見👱🏽♀️，然後作出獨斷的決定🪔。這樣的決定即使符合多數人的意願也不是民主的決策，何況專製統治者對民意的理解未必正確，更何況他可以完全不顧多數人的意見。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製度，建立了號稱民主的共和國⛳️𓀋，但大多數中國人卻不真正懂得什麽叫民主🥙。胡適寫道：中國的廣大青年“長期懷有共和的夢想🧔🏿♂️，卻不知道共和的確切含義”。[6]
中國人民不熟悉民主主義，那麽順理成章的結論似乎是中國不能馬上實行民主製度，應該由領袖對人民進行民主教育，等人民懂得民主之後再實行民主。但是，如果不實行民主製度，人民就不能選舉和撤換領袖🌒，怎麽能保證領袖是民主主義者🏗？如果不實行民主製度，領袖就可以用專製的手段壓製民主觀點，那麽又怎麽能進行民主教育，怎麽能實現民主？因此⚛️，以人民覺悟低為理由反對實行民主是不合道理的。胡適寫道👩🏿🦰：“正因為中國從來沒有過民主，所以她必須立即推行民主🏃♀️➡️。”[7]
中國的文化傳統不但缺乏民主主義，而且有大量反民主的宗法專製思想💅。要在中國實現民主，就要批判舊文化🙎🏿♀️，宣傳新觀念，創建民主製度生存的思想文化基礎🏊🏼。1916年1月🕴🏼，胡適在美國表示，希望“歸國後能以一張苦口👮🏼♂️，一支禿筆𓀚，從事於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8]“一張苦口，一支禿筆”八個字♠️，表明他對困難有充分的估計🧑🏿🎨，準備進行艱苦和耐心的工作。沒有先進知識分子堅韌不拔的努力，中國自然是順著專製主義傳統的斜坡滑行🧗🏼♂️。胡適說👏🏻：“1917年7月我回國時，船到橫濱，便聽見張勛復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張勛的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9]
胡適的一大毛病是經常講一些容易引起誤解的話。“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講法太引人註目了，使不少人忽視了胡適的真正意圖是要為中國的政治改革建設思想文化基礎。胡適大力提倡“文學革命”，因為他看到如果廣大人民都是文盲，就難以參與民主政治。而要普及教育，就要用通俗的白話文取代難學的文言文⚃。[10]1917年胡適回國後初次在北京大學講課🦥，就用全新的辦法分析中國傳統文化，被學生們稱為“思想造反”🧙♂️🍕。[11]他還通過翻譯、邀請外國學者來華講學💑、在報刊上發表大量文章👨🚀、在全國各地講演🤦🏽♀️，熱情宣傳新思想，激烈批評舊文化。由於胡適的積極努力，他在二十七八歲時，就成為全國幾個聲望最高的學者之一。程天放回憶說♠︎：當時“青年知識分子一提到他的大名就激動不已”。[12]
胡適把改造人們思想看得比直接同腐朽統治者作鬥爭更重要。他說：當時的政治確實太壞了，“但我們決不可忘記這（是）二千年思想文藝造成的惡果。”“打倒今日之惡政治🔊，固然要大家努力🙍♂️；然而打倒惡政治的祖宗父母——二千年思想文藝裏的‘群鬼’更要大家努力！”[13]1919年🧑🏻🦯，胡適在一篇用英語發表的文章裏指出🧔🏼：“不要說安福部🦛，不要說上海舉行的國內和平會議🧑🏻💻，不要說北京和其他地方的小政治陰謀——我們還有教育群眾👨🏿🎨、解放婦女、改革學校👩🏽🦰、發展國內工業、改造家族製度、反對舊的和過時的觀念🍻、廢棄荒謬有害的偶像🤹，以及糾正許多社會和經濟的錯誤等事情要做🈂️。正是通過這些新的活動途徑，帶著再覺醒的希望和活力的少年中國正在為中國的民主重建一個新的基礎緩慢而穩步地工作🧑🏽🚀👩🦱。”[14]
在新文化運動陣營裏🚕，有的學者不同意胡適的觀點，認為不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什麽問題都不能解決🔯。奪取政權之後🧑🏻🎨，一切問題都會得到根本解決🦽。以俄國為例，十月革命前，“一切問題，絲毫不能解決。今則全解決了。”[15]胡適卻認為，俄國革命實際上並沒有根本解決國內的問題。[16]俄羅斯在二十世紀發展的歷程表明👊🏽，胡適的判斷是正確的。製度是人製訂實行的，沒有民主主義的思想基礎🦵，就沒有民主製度。俄羅斯是一個缺乏民主傳統的國家。按照邏輯，暴力行為並不能導致新的思想文化基礎的建立。
貧苦的朱元璋奪取了政權，但並沒有建立一個新社會。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統治🙆🏽♀️，也沒有建立真正的民主製度🚬。民國剛剛成立，蔡元培就指出◽️：“此次革命，實專屬民族問題，於政治上排去滿洲親貴之權力而已☛。清代漢官之流行病，本未曾動😴，望其一時煥然更新，談何容易🧲。”[17]因此，中國真正需要的是清除專製主義的傳統，創建民主製度能夠生存的新的文化環境，用胡適的話來說就是“再造文明”。[18]舊傳統在現存社會中根深蒂固🧚🏻♂️，只能一點一點地鏟除。主要希望應該寄托於正在吸收各種知識的新一代。如果通過耐心的宣傳教育使青少年接受了民主主義，中國的民主化就有了基礎。胡適說👇：“建立公正高效的政府沒有捷徑可走。……[革命者]希望通過革命的捷徑來實現這個目標。而我個人的態度是：‘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教育人民🧗🏼♂️🤦🏽。讓我們為下一代打下能夠進行建設的基礎👳🏽♂️。’”“這必然是個緩慢的發展過程，……但這個緩慢過程是唯一的出路”。[19]
看到這一點，有利於理解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態度♡。他不是政治革命家，因為他認為，沒有合適的文化條件，暴力革命並不能給中國帶來民主。他是新文化的建設者。他準備作長期的🐽🧑🏿💻、堅韌不拔的努力，所以，他一方面認真進行學術研究，認真進行課堂教學👨👧👧☂️，成為一位受尊重的名教授；另一方面在學校裏、在社會上為創造一個新文明而呼喊和寫作。
二🧿🧙🏽♂️、等 量 自 由
民主不是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多數人也可能會作出錯誤的決定。英國思想家波普提出了著名的民主悖論：如果多數人選舉一個獨裁者作領袖怎麽辦？[20]因此，在各種情況下🕹，都應該允許人們，包括反對多數人意見的少數派👂🏻，自由地提出批評，公開地宣傳自己的觀點，不然民主製度就難以保持它糾正自己錯誤的能力🙀，甚至可能被完全摧毀。民主主義需要自由主義的配合⛹🏼♀️。
胡適在美國學習時，曾多次在日記裏寫下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一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為界；但不侵越此界，則個人得隨所欲為。”[21]這條原則運用在思想文化方面，就是主張每個人都有宣傳自己觀點的同等權利，任何人都不應壓製別人這樣的自由。
自由主義十六七世紀產生於西歐。原來西歐中世紀的基督教是統一的👫🏻，判斷信仰是否正確只有一個標準🧻。宗教改革運動造成了基督教的分裂，持不同信仰的教派進行了殘酷的戰爭🕵️♀️。於是出現了主張不同觀點互相寬容的自由主義🧚。隨後第三等級要求限製封建王權、保證人民權利的鬥爭也促進了自由主義的發展。[22]
中國沒有經歷這樣的歷史階段🧍♀️，也沒有產生自由主義。中國歷史上有脫離塵世追求個人自由的思想🧑🏻🍼。但在人們必須互相交往的現實社會裏，流行的一直是要麽是正確思想🥢，要麽是錯誤思想🙍🏼♀️，對錯誤思想絕不能姑息遷就的態度。
這導致了新文化運動陣營內的又一個重要分歧。陳獨秀堅信“文學革命”是正確的🙆🏼♂️，主張剝奪反文學革命者的發言權👳🏽。他對胡適說：“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文學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23]但如果有人問🤷：陳獨秀他們只是一群書生，怎麽能不讓別人發表不同意見？結論只能是爭取有勢力的人支持🍺，或者自己發展具有強製性的勢力🏃🏻，壓服對手。但是🧵，你認為你的觀點是正確的，別人也很可能認為他的觀點是正確的🧛♂️。按同樣的邏輯🟢，他也可能爭取有勢力的人支持，或者自己發展具有強製性的勢力🫴🏿🩼，剝奪你的發言權🧐🟪。這正是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的現象，原因是過去中國的知識分子普遍缺乏邏輯一致的觀念，沒有把問題想到底。
胡適在美國學習時，對邏輯一致性問題有很深的體會👩🍳。[24]他認為正確的原則必須適用於任何人，每個人在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方面都是平等的。要使反對者接受自己的觀點，不能用不準別人發表意見的辦法，只能靠努力發展和宣傳自己的觀點，使反對者自願放棄他的見解🍋。胡適對陳獨秀的看法提出了批評🎼。他說：“我主張歡迎反對的言論，……我們有我們的‘天經地義’，他們有他們的‘天經地義’。輿論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學，誠懇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對我們的人不能不取消他們的‘天經地義’🐺，來信仰我們的‘天經地義’。”[25]
但是，在現實生活裏，由於社會經歷和觀察視角等種種差異🪂，即使通過充分的說理，許多人還是不會放棄自己的見解🕰，接受別人的觀點🖕🏽。要統一認識🍿，就很可能會破壞思想自由，給民主製的建立和生存造成威脅。因此，自由主義認為一個社會應該允許不可調和的觀點和平共存。[26]1922年4月☹️，有人發表文章🧑🧑🧒🧒，對梅光迪和章太炎等人傳播反新文化運動的觀點表示擔憂。胡適隨即寫了一篇評論，認為不同意見的互相批評是一個社會的正常現象，不應該希望所有持不同觀點的人都改變自己的想法：“我們不能叫梅💤、胡諸君不辦《學衡》🦹♂️，也不能禁止太炎先生的講學。我們固然希望新種子的傳播，卻也不必希望胡椒變甜，甘草變苦。”[27]應該指出，胡適這裏的主張🎭，和前面引述的他的意見有點矛盾。最雄辯的論證也不一定能使論敵放棄自己的觀點🎁。辯論未必有勝負。即使有，失敗的一方也不一定心服。如果要使反對者“不得不取消他們的‘天經地義’”，那就有可能導致使用強製手段。這樣，誰勝誰負就不取決於誰的觀點更合理🪵，而取決於誰有權勢🗄，或者誰有強大的暴力工具🥉🧍♀️。
不可調和的觀點在一個社會共存的必要條件，是各派都不使用暴力和威脅手段。如果有人自由地侵犯別人的自由🟪，就破壞了社會的自由。這就是波普指出的自由悖論☹️。[28]因此每人都必須放棄一定的自由🧝🏼♂️，以獲得與別人等量的自由💆🏻♀️。在許多情況下，各派都能提出合乎邏輯的道理，我們很難清楚地證明爭論中的哪一種觀點是不對的。但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判定，在辯論時使用暴力和進行威脅的一方是錯誤的。這種錯誤的一種常見形式是壓製不同意見的群眾運動。集會遊行是現代公民表達言論的基本權利。但人數多🤷♂️，情緒激動決不等於觀點合理🧑🦼➡️。如果用破壞財產、傷害人身等手段進行威脅🤽🏻，不許別人宣傳自己的觀點🧟，不許別人辯解，那就是破壞思想言論自由👮🏻，就是轟轟烈烈地犯錯誤。
1925年11月🍽，中🔛🧑🏫、英、日、美等國舉行會談🕺🏼👩🏼🌾，討論中國的關稅自主問題💃🏽。北京、上海等地的學生和群眾情緒十分激動，連日集會示威🧜。11月29日🕛，有人在北京的集會上指責《晨報》不支持當時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的激進政策，是“輿論之賊”。於是以學生為首的示威者放火將《晨報》館燒毀。事後，陳獨秀對胡適說♘：“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胡適回答說👸🏿：“那天北京的群眾不是宣言‘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嗎？《晨報》近年的主張，不論在你我眼睛裏為是為非，決沒有‘該’被自命爭自由的民眾燒毀的罪狀”。胡適的論證是很有力的🔄。他說：“因為爭自由的唯一原理……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不配談自由🧢。”[29]要求思想和言論自由的基本道理，是認為不同的觀點都可能有合理性🟨，因而都可以發展和傳播🗺。如果認為某種觀點一定正確，其他觀點都是錯的，結論就是要用一種觀點壓倒其他觀點🤽🏼，那就完全否定了思想言論自由。邏輯一致的原理表明，破壞社會自由的做法得不到糾正🫰🏼，被剝奪自由的厄運就有可能降臨到任何人的頭上。不幸的是，新文化運動時期學生的過激行為只受到胡適等少數人的批評👩⚖️🧃，卻得到社會的普遍贊譽。結果後來強製剝奪持不同意見者發言權的事件不斷發生。人們很容易想起🦉，在文化大革命時學生闖進教師家裏又燒又砸。但也不應忘記🦹🏽♂️，在反右運動中，學生們也未能幸免🖲：許多學生被說成是“右派”🐝，受到迫害👜，連申辯的權利都沒有。現在二十世紀即將結束，中國人民應當清醒地看到，無論如何激憤💂🏻♀️，無論以什麽名義，都不能侵犯持不同意見者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情緒激動時特別容易犯錯誤。不承認人人享有等量自由的原則，就很可能導致野蠻行為。
那麽🏵，能不能用革命理論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問題是任何理論都可能有缺陷🥳，另外任何理論都可能被人作多種解釋。如果認定符合某種理論就是正確，違反某種理論就是錯誤，那就可能有人對這種理論作出有利於自己的解釋🚽，用它來壓製不同意見⇢。在1919年問題與主義的討論中，胡適就指出，當時臭名昭著的安福系首領王揖唐也宣稱要推行社會主義。胡適主張：“種種學說和主義，我們都應該研究”，因為沒有理論的指導🏯，對於具體問題很難有深入的認識，也難以找到解決的辦法➿。但我們只能把各種學說“認作一些假設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用作啟發心智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30]最後這句話使我想到一個邏輯問題🏂🏿：革命是一種解放性的行為；如果一種理論被用作束縛而不是解放思想的工具，是否還能夠稱為革命理論？[31]事實上，以革命為名的理論不一定就是革命理論。經過不同人的解釋🕴，一種理論的性質也可能會變化⛹️♀️🦒。我們看到，在二十世紀🙅🏼♂️，一種又一種以革命為名的理論被捧為不容懷疑的教條，結果成為禁錮人們思想的鐐銬👌，成為逼迫知識分子變節的刑具。
中國人民不熟悉民主主義✥，又不能由專製統治者對人民進行民主教育🤬🧻，要實現民主⛺️，就要由人民自己教育自己🏋🏼♀️⚂，由知識分子自由地進行民主宣傳。一切先進思想都是對多數人認識的超越，改革的開始往往是對多數人觀點的否定🧑🏽⚕️。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胡適激烈地批評“服從多數的迷信”，指出𓀄：少數人總是對的。[32]在中國建立民主是一場思想改革👨🏻🍼，思想和言論自由👱🏼♂️，特別是少數派的自由極為重要。在紀念五四運動一周年的時候🧏🏼，胡適和蔣夢麟聯名發表文章，要求群眾運動必須容納反對派的意見。文章指出：“現在學生會議的會場上🎤，對於不肯迎合群眾心理的言論，往往有許多威壓的表示🫙🤳，這是暴民專政，不是民治精神🍩。民治主義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見都可以發表。”[33]因為壓製反對派宣傳自己觀點和進行反批評的權利，二十世紀中國知識界的不少群眾運動都掉進了民主悖論的泥坑，結果廣大群眾參加的“大民主”行為起了發展專製政治的作用👩🏽🦳🦢。這從反面說明胡適忠告的重要性🏇🏼。
三、余 論
在資本主義經濟將世界聯成一體之前，東方和西方基本上是獨立發展的🦸🏼。由於生產力和科技水平相對低下，各民族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所在的地理環境。在資本主義經濟把世界聯成一體之後，各民族越來越多地相互學習🫘。社會科學和人文研究的進步也使人們有更強的能力控製社會的發展方向。
生活不僅包括物質生活🧑🏼🦲，而且包括精神生活。人們希望的絕不僅僅是衣食住行條件的改善。東方缺乏民主主義和社會自由的傳統🥱。但在近代，在接觸了西方文化之後，爭取民主自由就成為東方各國人民的共同追求。這需要進行艱苦的努力🤼♀️。經過長期的發展，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在西方已經成為相當嚴密的理論體系🙉。但怎樣在東方實現民主和自由，卻需要****和政治家的思考。胡適不是致力於抽象思辯的理論家，他對於民主和自由理論本身並沒有創造性的貢獻。事實上♤，他對於民主和自由理論的理解還有一些不夠準確的問題✉️，他眾多的作品也有前後不夠一致的地方。但如果選取其中的精華，我們看到，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主張對於東方國家的民主化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胡適認為🫛，在中國這樣的東方國家實現民主必須“再造文明”，創建民主製度能夠生存的文化環境👇🏼；在這個努力過程中必須保護思想和言論自由。[34]不少學者認為，胡適的主張必定要失敗⛅️，因為這樣的文化工作是軟弱無力的。胡適的確沒有成功。但為什麽？結束新文化運動，使胡適等新文化建設者不能繼續再造文明的❤️，不是原來掌權的“軍閥政府”，而是國民黨以革命為名的武裝奪取政權，和以三民主義為革命正統的文化專製。1927年以後👂，中國走的是與胡適主張正好相反的道路。因此，並沒有證據說明胡適的主張行不通。
歷史事實是，在二十世紀，東方各國人民為摧毀專製政治進行了一場又一場武裝鬥爭，卻遠遠未能實現民主的理想。暴力工具是有力的，但它只有破壞性力量，而沒有建設性力量。要在中國實現民主💳，教育家和知識分子必須進行耐心的文化建設。這既需要有明確的目標🩳，又需要有寬容的心態🙇🏿。由於不能在短期內見到成效，而又得不斷地進行努力👷♂️，這還需要真正堅韌不拔的意誌。允許各派自由爭鳴的文化建設是溫和的，但它可以導致最深刻的社會變化。
[1]
關於“問題與主義”的討論，學者們已作過許多研究，本文不再重復。請參看李林《還“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本來面目》👨🏿🦳，《二十一世紀》，第八期，1991年🧎♂️；羅誌田《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257-266頁🍆。
[2]
胡適《胡適文存·問題與主義》，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冊🥹🙆🏻♂️，267頁。
[3]Hu Shih, “China and
Democracy,”《胡適留學日記》（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1915年8月18日。此文發表日期據E.
L. Delafield and T. L. Yuan 《適之先生著作目錄 ·
英文部分》，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第10冊，4011頁🫣。
[4]Hu Shih, “China and Democracy.”
[5]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192，貞觀二年正月丁巳。
[6] Hu Shih, “China and Democracy.”
[7] 同上。
[8]《胡適留學日記》👨🦯，1916年1月25日♌️。
[9] 《胡適文存二集 · 我的歧路》，《胡適文集》第3冊🙇🏽♀️，363頁。
[10]《胡適留學日記》🚰，1914年12月13日；《胡適文存 · 新思潮的意義》🕛，《胡適文集》第2冊，554頁。
[11]《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冊，297頁。
[12] Jerome B.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1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22.
[13] 《胡適文存二集 · 我的歧路》，《胡適文集》第3冊♍️，370頁🎐。
[14] Hu Shih, “Intellectual China in 1919,”
周質平編《胡適英文文存》（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1冊，98頁。
[15] 《胡適文存 · 問題與主義》，《胡適文集》第2冊，265頁🕘。
[16] 《胡適文存二集 · 這一周》🦹🏻♂️，《胡適文集》第3冊👨🏻🦰，401頁。
[17] 蔡元培《復蔣維喬函》，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286頁🧓🏽。
[18] 《胡適文存 · 新思潮的意義》，《胡適文集》第2冊，558頁👩🏻🏫➔。
[19] 《胡適留學日記》👖，1916年1月31日。
[20] 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New York and Evanston: Harper & Row, 1963) , pp.123,
265.
[21] 《胡適留學日記》🐉，1914年9月13日；1914年10月26日略同👱♀️。
[22]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Introduction,”
pp.xxiv-xxvi.
[23] 《胡適文存·寄陳獨秀》附錄，《胡適文集》第2冊✔️，26頁。
[24] 參看《胡適留學日記》🙆🏼♂️，1914年10月26日、1916年1月27日🪪。
[25] 《胡適文存 · 答汪懋祖》🚆，《胡適文集》第2冊，64頁。
[26] John Rawls, pp. xxvi-xxvii.
[27] 《胡適時論集 · 讀仲密君<思想界的傾向>》，《胡適文集》第11冊，66頁♢。
[28] Popper, pp.123, 265.
[29]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上冊，355-57頁。
[30] 《胡適文存 · 問題與主義》📱，《胡適文集》第2冊，249-50、252、273頁。
[31]
在某些外國語言中，“革命”有多種含義。本文用的是現代漢語的概念，現代中國人所講的“國民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科技革命”等等🦵🏽，無疑都是解放性的行為🤴🏃♂️➡️。可參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作者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得益於同陸鴻基博士的一次討論，特向陸博士致謝。
[32] 《胡適文存 · 易蔔生主義》😲，《胡適文集》第2冊，482-83頁。
[33] 《胡適時論集 · 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胡適文集》第11冊，52頁。
[34] 嚴格地說👰🏻♀️，胡適的思想貢獻是提出“再造文明”㊗️💣。他主張思想言論自由只是引進西方理論🎥，但這是再造文明的基本條件🟦。沒有這個條件🤲🏽，再造文明就難以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