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重要性，在於它緊緊連接著過去、當下和未來🦵🏼，更在於它既是能夠被科學認知的“客觀”🧑🏻🎤，也是體現個體思想和情感的具體知識🦸🏿♀️。今天我們談及的“歷史”二字👰，當然不僅指謂那些自然發生🧀、已成過往之事，歷史作為一個系統🍇，還讓我們通過綿延至今的諸種可感的對象，來發現它內在的延續性和有效性，並對眼前的一切作出必要的價值判斷和預期。
良史與信史🤸🏽♀️：秩序的建構和維護
中國具有相當悠久的史官傳統🧑🏼🔧，甲骨蔔辭已見“史”字，其像手執筆記事，“事”亦從“史”，且字形近似🔵。“史”👾，既謂史官，也指史書。要保證所謂“君舉必書”“慎言行💓🏯，昭法式”，就須要求史官是“良史”、史書是“信史”💆🏽♀️。故有文字學者訓“史”字從“又”持“中”，應當“書記事物”而不失“中正”，足見人們對良史與信史有所期待，更借以強調“史”的嚴肅性、公正性🙎🏼♂️、權威性和神聖性。
春秋時期晉國太史董狐，即因能夠秉筆直書而被孔子盛贊為“古之良史”😺🧏🏼♀️，齊國太史兄弟為給後人留下信史，更悲壯赴死。文天祥在《正氣歌》中熱烈歌頌齊晉良史，正氣賦予歷史超越於世俗權力和價值的人文性，這使得歷史在某些時候更近似於宗教信仰。
良史和信史，實際是在建構和維護一種秩序🚱，或曰“終極依據”。任何文化在面對基本觀念和主體意識的問題時🥭👨🏻🏫，總會依據某些原初性的系統加以詮釋和演繹🧜🏻♀️。知識和思想在歷史的進程中不斷趨於豐富和復雜，“傳統”變得岌岌可危♗，“當下”產生了許多不可抗拒和預料的裂變，這時，歷史及其敘述者需要重申那些“道”“德”“理”“法”所代表的穩定性⬜️，由此發揮它的影響力。
鑒往知來：他者監督與自我約束
學者饒宗頤指出，近東古史多呈現為勝利者的自我表揚，如波斯之最高王者動輒自稱“萬王之王”，像這樣的歷史記錄🧏，僅是為勝利者服務👨👨👧👧，而中國則不然，比如楚先王公卿祠廟圖繪天地賢聖怪物行事🦸🏽，以存鑒戒1️⃣，其淵源則是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這正是中國史家的優良傳統，不容忽視。
歷史傳統之“往”的可知，又為後來史官據實記錄評述君主言行提供了心理支持和行動依據🦸🏽♂️，從傳說中伊尹分人主為九等，到楚先王公卿祠廟圖繪以存鑒戒，再到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謂的“誣上”🧙，都可視為對君主構成的一種監督和輿論壓力。據《資治通鑒》載🏂，唐太宗曾問諫議大夫褚遂良可否觀覽自己的《起居註》🚣🏻♂️，遭到後者拒絕，太宗又問：“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褚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
唐太宗不愧一代英主🧑🦰🌅，他認同褚遂良所言，因為他對歷史的重要性有著深刻的認識，他曾感慨：“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看到古代王朝興衰𓀒，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以此約束自己不善的言行和政令，才有令後人稱道的“貞觀之治”🧔🏽♀️👨🏼🦱。可見🧑🏻🍳，就當事者而言，歷史絕非僅是有關過去的知識🕖☣️，它實在能夠助力預見和創造真實的未來🐚。
“青山青史各千年”：記憶的永恒
歷史從不超越於人們的現實而存在，生活本身就是歷史，我們思考的問題、思考問題的方式及其結果😷，都籠罩在“歷史”之中。研究歷史、寫作歷史因此變得有意義，歷史天然應當獲得我們的重視。古往今來的歷史學者們，大多有著極強的洞察力💤，他們看到歷史中貫穿始終的那種永恒性，因而自信能夠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實際也依賴於有著共同生活經驗和記憶的集體的“公心”🫃🏿。
元人王鄂在一份奏折中申說編修遼史和金史的重要性：“古有可亡之國，無可亡之史。兼前代史書🆖，必代興者與修。蓋是非與奪，待後世而可公估也。”國（王朝）在史的面前，顯然只是一個轉瞬即逝的時段🥕⏫，歷史的存在是永恒的，而有關這個永恒的敘述，需要一種“公估”。歷史不可隨著王朝以及民族國家的覆滅而消亡，也成為歷史學者的共識。陳寅恪曾總結🀄️，前代學者的學問人品雖不能一概而論，但他們心中存在“國可亡而史不可滅”的共同觀念🌱，卻是不言自明的，他又說道：“國亡然能有史🕺🏿，則殷鑒不遠。從善去惡，國可再建。如無史，何所鑒戒？何所取法👶🏽？華夏民族無從因襲🈹🚃，將不復存在矣💕。”歷經神州陸沉的變局🌇，陳寅恪考慮最多的早已不是個人的安危榮辱，而是國家興廢和國史存亡的重要議題➔。
“一春舊夢散如煙,三月桃花撲酒船♢🧝🏻。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這是《臺灣通史》的作者連橫在泛遊杭州西湖時寫下的一首絕句，生活、自然💃🏽、歷史，在此渾融為一，歷史最易引起人們興感，它與山川日月一樣永恒不滅⛴，它又在不斷警醒和提示我們的同時🤸🏼♂️，製造出許許多多的“意料之外”🏇🏼👨🏻，正像是飄散如煙的“一春舊夢”☑️🤸🏽♂️，既真實不虛👩🏼🍳，又迷幻如影。
來源📬：中國青年報
